1814年伦敦啤酒洪灾：Meux啤酒厂巨型发酵桶爆裂致8人死亡

1814年10月17日，伦敦的Meux & Co马靴酿酒厂发生了一起事故，史称“伦敦啤酒洪水”。当时，一个高22英尺（6.7米）的木制发酵桶突然爆裂，里面盛满了正在发酵的波特啤酒。泄漏的酒液冲开了另一个容器的阀门，并摧毁了数个大型酒桶：总计有128,000至323,000英制加仑（580,000–1,470,000升；154,000–388,000美制加仑）的啤酒倾泻而出。

由此形成的波特啤酒洪流冲毁了酿酒厂的后墙，席卷了被称为“圣吉尔斯贫民窟”的区域。事故造成八人死亡，其中五人是正在为一个两岁男孩守灵的爱尔兰家庭中的哀悼者。验尸官的死因调查裁定这八人系“偶然、意外及不幸”丧生。[1] 酿酒厂因这场灾难几乎破产；在获得英国税务海关总署对损失啤酒的退税后，才免于倒闭。事故发生后，酿酒业逐渐停止使用大型木制发酵桶。该酿酒厂于1921年搬迁，如今多米尼恩剧院就坐落在酿酒厂的原址上。Meux & Co公司于1961年进入清算程序。

十九世纪初，Meux酿酒厂与Whitbread并列为伦敦最大的两家酿酒厂。[2] 1809年，亨利·米克斯爵士买下了位于托特纳姆法院路与牛津街交汇处的马靴酿酒厂。[3] 米克斯的父亲理查德·米克斯爵士此前曾与人共同拥有位于Liquor-Pond街（现为Clerkenwell Road）的Griffin酿酒厂，并在那里建造了伦敦最大的发酵桶，可容纳20,000英制桶。[4][a]

亨利·米克斯仿效其父的大型发酵桶[4]，建造了一个高22英尺（6.7米）、可容纳18,000英制桶的木制容器。[b] 使用了八十长吨（八十一公吨）的铁箍来加固该发酵桶。[5][6] Meux只酿造波特啤酒，这是一种最初在伦敦酿造的深色啤酒，也是首都最受欢迎的酒精饮料。[7][8] 截至1812年7月的十二个月内，Meux & Co酿造了102,493英制桶。[9][c] 波特啤酒被置于大型容器中熟化数月，品质最佳者甚至长达一年。[8]

酿酒厂后方是New Street，这是一条连接Dyott街的小型死胡同；[d] 该区域属于圣吉尔斯贫民窟。[10][11][12] 据爱尔兰文学教授理查德·柯克兰描述，这片占地八英亩（3.2公顷）的贫民窟“是一个不断衰败的贫民区，似乎始终处于社会和经济崩溃的边缘”。[13] 威斯敏斯特圣詹姆斯教堂的牧师托马斯·比姆斯在其1852年的著作《伦敦贫民窟：过去、现在与未来》中，将圣吉尔斯贫民窟描述为“社会渣滓的聚集地”；[14] 该地区曾是威廉·霍加斯1751年版画《金酒巷》的灵感来源。[15]

1814年10月17日下午4时30分左右，Meux的仓库管理员乔治·克里克发现，箍在某个发酵桶上的一条700磅（320公斤）重的铁箍已经滑落。这个高22英尺（6.7米）的容器内装有3,555英制桶已熟化十个月的波特啤酒，液面距桶顶仅四英寸（十厘米）。[16][17][e] 由于铁箍每年会滑落两三次，克里克并未在意。他将问题报告给主管，却被告知“不会造成任何损害”。[18] 克里克奉命给酿酒厂合伙人之一杨先生写了一张便条，以便日后修复。[19]

铁箍脱落后一小时，克里克正站在距发酵桶三十英尺（9.1米）的平台上，手里拿着给杨先生的便条，这时容器毫无征兆地爆裂了。[20] 液体释放的冲击力冲掉了邻近一个发酵桶的旋塞，那个桶也开始倾泻其内容物；数个大型酒桶被毁，其中的酒液汇入了洪流。[1][f] 共有128,000至323,000英制加仑[g]的啤酒被释放出来。[16][h] 液体的冲击力摧毁了酿酒厂的后墙；这堵墙高25英尺（7.6米），厚两砖半。[20] 后墙的一些砖块被冲上半空，落在了附近大罗素街房屋的屋顶上。[17]

一道约15英尺（4.6米）高的波特啤酒巨浪席卷了New Street，摧毁了两栋房屋[6][17]，并严重损坏了另外两栋。[27][28] 在其中一栋房屋里，四岁女孩汉娜·班菲尔德正和母亲及另一个孩子喝茶。啤酒巨浪将母亲和另一个孩子冲到了街上；汉娜不幸遇难。[i] 在被摧毁的第二栋房屋里，一个爱尔兰家庭正在为一个两岁男孩守灵；男孩的母亲安妮·萨维尔和其他四位哀悼者（玛丽·马尔维和她三岁的儿子、伊丽莎白·史密斯以及凯瑟琳·巴特勒）不幸遇难。[29] 大罗素街Tavistock Arms酒馆老板的14岁女佣埃莉诺·库珀，在酒馆院子里洗锅时被酿酒厂倒塌的墙壁掩埋身亡。[1] 另一个孩子莎拉·贝茨被发现死在New Street的另一栋房屋中。[30] 建筑周围的地势低洼平坦。由于排水不畅，啤酒流入了地窖，其中许多地窖有人居住，人们被迫爬到家具上以免溺水。[17][31]

酿酒厂内的所有人均幸免于难，尽管有三名工人需要从废墟中救出；[1][16] 主管和一名工人与另外三人一起被送往米德尔塞克斯医院。[19][22]

后来流传出一些故事，称数百人收集啤酒、大规模醉酒，以及几天后有人因酒精中毒死亡。[32] 酿酒历史学家马丁·康奈尔指出，当时的报纸并未提及任何狂欢或后来的死亡事件；相反，报纸报道称人群行为良好。[23] 康奈尔指出，当时的大众媒体不喜欢居住在圣吉尔斯的爱尔兰移民群体，因此如果发生了任何不当行为，必定会被报道出来。[6]

（原文较长，此处译出前 6000 字，完整内容请点「打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