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簿如何塑造美国人获取信息的方式

一个多世纪以来，实体电话簿随处可见，却又似乎无处安放：它是一本没有体裁归属的书，既平凡又神秘，引发的种种问题曾让法院和企业同样头疼。在印刷形态下，它几乎已经消失，但仍残留在取代它的网站和搜索引擎的名称中，残留在它们所依据的数据中，也残留在我们习以为常的与信息互动的方式里。

西南大学收藏的得克萨斯州乔治敦电话簿——从1913年到1959年共十八卷——以细密的小字记录了电话簿的演变，也展示了它如何帮助塑造了一种关于新事物的愿景：人们不仅可以连接网络，还可以向网络提问。

电话簿几乎和电话本身一样古老。电话诞生于19世纪70年代中期一场改进电报的竞赛，电报需要在两端配备受过训练的操作员，并在两者之间铺设专用线路，即便如此，对日益全球化的市场来说仍然不够快。电话簿紧随其后出现，以鼓励人们采用和使用电话。

回顾历史，超越电报的竞争在1876年2月14日结束，当天两个人就一种电气传输语音的方法提交了相互竞争的美国专利申请。法院最终将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认定为电话的唯一发明人，并将其贝尔公司认定为电子传输语音权利的独家持有者，从而为美国电信业定下了方向。但在当时，人们对这种所谓“会说话的电报”的商业价值存在切实的怀疑——以至于当贝尔向西部联合公司出售专利时，这家电报公司拒绝了。这一拒绝反映了“讲求实际的电报人”的判断，专利战的输家伊莱沙·格雷说得直白：“从生意角度看，这无关紧要。我们现在用一根电线能做的事比用那种方法更多。速度才是我们唯一追求的东西。”

正如贝尔公司自己所说，公众也“需要被教育”，以认识“电话的必要性和优势”。广告可以把人变成客户，但要帮助电话拥有者形成贝尔所说的“电话习惯”，则需要另一种工具。1941年《商业历史学会公报》上的一篇文章《商业与电话，1878：以早期电话簿为例》将商人迅速采用电话，与作为其指导的纸质对应物同样迅速的演变联系起来。第一本电话簿于1878年2月在纽黑文印制，它根本不是一本书，而只有一页纸，上面列着五十多个名字，看不出任何顺序。波士顿和纽约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发行了改进版本，更加注重编排。

十二页的芝加哥电话簿于10月问世，随之而来的是人们熟悉的电话簿公式：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姓名、通话号码和分类 listings。但《公报》指出，芝加哥真正的创新在于它“特别着手教育商人认识电话的价值”。虽然它的重点在于高效的商业往来（“转动一下曲柄，猪肉商就能与数英里外的包装商进行口头交流——商人与他的制造商也是如此”），但它也提出了一个更宏大的个人联系承诺：“丈夫与妻子，情人与心上人。”

产生电话的那个十年对乔治敦来说也是重要的十年。西南大学于1873年开始在那里运营，铁路于1878年通达；两者都帮助扩张了城镇及其周边的农业社区，创造出一种贝尔无意满足的连接需求。城市居民走到门外就能获得的东西——新闻、谷物价格、另一个人的声音——农场家庭只有进城才能获取。独立电话公司诞生于它们所服务的分散且往往孤立的社区，它们架设电线跨越距离，并配备一个人来提供这三样东西，最后一样只需接听即可。

但更大的问题在于人们还问了什么。正如1907年《波士顿每日环球报》的一位记者所观察到的，电话用户已经“了解到电话公司设有所谓的信息台……因此，当他渴望知道某件需要查阅字典、名录或地名录、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只需运用普通常识的事情时，他采用了更简便的方法：走到电话前，打电话给‘信息台’。”

电话簿本身也帮不上忙，它们自己也往往宽泛地使用“信息”一词：1929年的电话簿让用户拨打“信息台”查询不在电话簿中的号码，几行之后又让用户联系“经理办公室”获取“关于合同、账单、电话迁移等信息”。乔治敦1953年电话簿中一则整页告示敦促读者在打电话前先查书，标题是“以下是来自‘信息台’的一些信息”——仿佛加上引号就能解决这一页只部分承认的（即便是有意为之的）真实困惑。

电话公司几乎在推出“信息”服务的同时就开始取消它。但正如这个词本身的推展因地区和交换局而异，它的撤销也是如此。贝尔的工程师们研究操作方法，早在1904年就得出结论：“应劝阻提供电话簿中所载的信息。”乔治敦的电话簿显示，这一结论在几十年后通过一种新的机械化形式得以落实：拨号盘。

（原文较长，此处译出前 6000 字，完整内容请点「打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