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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尔西与博塔发文主张彻底废除民族国家

来源标题:Nations Must Die

Twitter 联合创始人 Jack Dorsey 与红杉资本合伙人 Roelof Botha 联合撰文《Nations Must Die》,主张民族国家作为权力与控制的最高容器应彻底消失,国界与政治疆域划分也应取消。文章认为出生地不应决定个人的权利、行动自由与义务,国家只是历史上应对资源分配问题的旧答案。两人在文中类比企业从层级制向智能化的演变,探讨机器应继承什么以及人类下一步该做什么。

Hacker News 最新marvindanig2026/11/16 · 昨天25 分钟阅读

以下正文由 AI 翻译自 Hacker News 最新(原文版权归原站所有),可能存在偏差,重要内容请以原文为准。

机器应当继承什么,人类接下来该做什么。

我的意思是,陆地和海洋的政治划分应当消失。

但我也指更具体的事情:作为权力与控制最高容器的民族国家,应当彻底消失。

我们不再需要民族这个概念了,正如我们不再需要王国一样。

你出生的地方不应决定你的权利、你的行动自由、你的义务,也不应决定他人对你的关切止于何处。

这个观念也应当消亡。

文化、语言、食物、音乐、记忆,以及人类旅行或留下、归属的渴望,应当存活并繁衍。

民族这一观念,以及代表它的政府,已经走到了尽头。

民族是对一个难题的古老回答:数百万人如何共享土地、食物、工作、风险和責任?

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地理就是数据库。边界是界面。公民身份是访问密钥。信息流动缓慢,所以权力需要分层。村庄向省报告,省向首都报告,首都再把命令传回去。

公司也是以同样的方式成长起来的。

在《从层级到智能》一文中,Jack Dorsey 和 Roelof Botha 提出,公司层级是一种信息路由系统。管理者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没有哪个领导者能知道数千人在做什么。信息向上走,命令向下传。每一层都帮助公司成长,每一层也都让公司变慢。

民族是同一台机器的更大版本。部委、部门、省份、大使馆和边境办公室,都在路由事实、需求、资金、许可和责任。

AI 现在可以完成其中大量的路由工作。它能翻译语言、读取公共记录、追踪决策、模拟后果、把资源匹配到需求,并对一个庞大系统保持实时图景。地理不再需要决定谁能理解谁、谁能与谁合作。

一旦路由问题发生变化,围绕它建立的结构也可以改变。

让我们做两个大的假设。

第一,一个丰裕的未来是可能的。第二,我们共同抵达那里。

我说的丰裕,不是无限消费,也不是一台实现一切愿望的机器。我指的是不那么神奇、但更有用的东西:每个人都能吃上好食物、住在安全的家中、获得照护、学习、移动、组建家庭,而不必从别人那里夺走这些东西。

Sam Altman 在《万物摩尔定律》中描述了类似的未来:

“随着 AI 生产世界上大部分基本商品和服务,人们将被解放出来,花更多时间与他们关心的人在一起。”

这句话难的部分不是生产,而是确保这种自由抵达每一个人。

能源清洁而充足。食物种植几乎不产生浪费。机器建造房屋并维护供水系统。疾病被早期发现。知识向任何想要的人开放。没有孩子一出生就已经在基本生存的竞赛中落后。

在这些条件下,土地不再是每一场冲突背后的奖品。如果食物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种植,肥沃的山谷就不需要军队。如果能源来自太阳、风、原子和更好的储能,燃料矿藏就不需要插旗。迁徙不再像是对有限库存的突袭。

这并不会让所有分歧消失。人类即使在天堂里也能发明出地位竞赛。但它移除了我们许多争斗之下最古老的压力:对不够的恐惧。

民族正是为了管理这种恐惧而建立的。丰裕削弱了它们存在的理由。

机器应当继承维持文明存续的工作。

种植和运输食物。平衡能源网格。建造住所。维护道路、下水道和供水系统。监视火灾、洪水、疾病和作物歉收。修复损坏的东西。清理我们污染的东西。在矿山、反应堆、风暴、海洋和太空中做危险的工作。

它们也应当承担协调的重负。机器可以注意到一个地区有剩余粮食,而另一个地区收成失败。它可以调配药品,而不问哪本护照配得上。它可以在数百万人不得不承受错误之前,模拟一项决策的影响。

这正是 AI 赢得其位置的地方。它处理规模、记忆、重复、预测和维护。它让生活的基本系统变得无聊而可靠。

在《慈爱机器》中,Dario Amodei 把强大的 AI 想象为一个“数据中心里的天才之国”。他也给这个想法加了一个有用的限制:“智能可能非常强大,但它不是魔法仙尘。”

田地仍然需要水。房屋仍然需要材料。医学仍然需要实验。智能可以改进这些系统,但物理世界有自己的时钟。

机器应当把丰裕作为基础设施来管理。它们不应决定丰裕是为了什么。

人类必须选择方向。

我们决定什么是公平的、什么是美的、什么值得保护、什么风险值得承担。我们养育孩子。我们照顾无法回报我们的人。我们许下承诺。我们宽恕。我们一起创造音乐、食物、笑话、仪式和奇怪的新生活形式。

我们也决定机器什么时候错了。

Geoffrey Hinton 在诺贝尔奖对话中直白地提出了控制问题:

“我们会有办法确保它们不想接管吗?”

如果人们把选择未来的权力交给生产未来的系统,丰裕的未来就会失败。

这项工作不能被简化为寻找最高效的答案。一个高效的系统仍然可以是残酷的。一次完美的分配仍然可以剥夺某人的声音。民主可能仍然是让权力保持可问责的一种有用方法,但没有任何方法能让我们免于道德选择。

我在后 AI 时代的诚信一文中提出过类似的论点。机器可以让能力变得丰裕,但它们无法让品格变得丰裕。它们可以向我们展示一个选择的后果,但它们无法承担做出选择的责任。

(原文较长,此处译出前 6000 字,完整内容请点「打开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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