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om Overton出版John Berger新传记,梳理其艺术批评生涯
来源标题:The Lasting Influence of John Berger
Verso Books出版Tom Overton所著John Berger传记《John Berger: From Life》,这是该社自2017年Berger去世后推出的第二部相关传记,前一部为Joshua Sperling 2018年的《A Writer of Our Time》。Berger在25岁前即以艺术批评成名,主张艺术属于所有人,并曾主持BBC系列节目《Ways of Se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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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在看Tom Overton所著《John Berger: From Life》封面上的照片。这是Verso Books自2017年Berger去世以来出版的关于这位英国艺术评论家兼小说家的第二部传记。第一部是Joshua Sperling的《A Writer of Our Time》(2018年),那是一份轻快的研究,把Berger评价为西方艺术传统中的左翼普及者。Berger在二十五岁时便以评论家身份成名,以与同时代那些贵族气派的人物形成对照而确立自我。一位朋友回忆说,他常骑着摩托车来到画廊开幕式,手指间夹着香烟,“嘴唇总是蓄势待发”——他反对私人收藏家、博物馆,以及抽象艺术那种冰冷、理智的设计;他站在人民、土地,以及 largely 现实主义的人体绘画一边。Berger主张艺术应属于所有人,无论贫富,无论来自哪个国家、信奉什么信条。他那低沉而从容的声音可以在广播和电视上听到——最著名的是BBC系列节目《Ways of Seeing》——一个英俊的男人,手势中带着惊人的放肆。在《Ways of Seeing》第一集中,他手持一把刀,似乎从波提切利的《Venus and Mars》中刻出了维纳斯的头。这个系列让整个国家同时做两件事:看着他,听他宣判。Overton写道,他由此出名,成为“那个咄咄逼人、不系领带、把粗花呢建制派拉下马的马克思主义者”。
本月是Berger诞辰一百周年,安排了众多活动来庆祝他持久的影响力。Overton的传记紧随Verso的《Essential John Berger》之后问世,后者是各种小说和文集共十三种的再版。翻检这一大批作品,会让人意识到,Berger的声誉并不建立在某一部无可比拟的小说上,甚至也不建立在他数量可观、种类繁多的全部作品上,而是建立在一种态度上——这种态度从他最早的评论于1950年代发表时便已确立。对Berger而言,艺术家并非单纯地感知世界;是世界训练了艺术家的感知,教他该看什么、从什么视角看、以什么比例看。反过来,艺术家也可以用画笔对抗世界公认的价值观,对抗那种从单一、固定的视角看人的倾向。他可以画“年老疲惫的妓女”(Toulouse-Lautrec)、“神圣谦卑的农民”(Millet),或者“裸体这一伟大的性图像”(Giorgione、Rembrandt、Watteau、Courbet),让观者从一个奇特的角度,带着温柔与清晰瞥见这些对象。Berger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观:评价一位艺术家的伟大,要看他创造的作品能否“鼓励人们去认识并要求自己的社会权利”。
读Berger,你会发现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与其说是一种学说,不如说是一种模糊而使人高尚的辩解,用来说明他为什么喜欢他所喜欢的艺术。Berger的特别之处,正如他写Picasso时所说,“不在于他的个别作品,而在于他的存在、他的人格”,他“看待世界的新方式”。Berger是个意识形态者;大多数有魅力的人都是。随着年龄增长,他们有萎缩成说教者或乏味之人的危险。Berger免于此劫,靠的是他在各种媒介和形式之间不停歇地寻找,寻找自己观看方式最纯粹的表达。尤其是他的小说,从Cubism用重叠视角抵达集体现实感的手法中汲取灵感。在《A Painter of Our Time》(1958年)中,一位艺术家神秘的日记条目由一位艺术评论家朋友加注。《G.》(1972年)获得Booker Prize,讲的是一个引诱者的故事,以记忆、历史、随笔、乐谱和顽皮涂鸦拼贴呈现。《To the Wedding》(1995年)的盲人叙述者对一位父亲、一位母亲和他们那位死于艾滋病的女儿有着碎裂的幻象。在《From A to X》(2008年)中,一个女人给她被监禁的爱人写痛苦的信。这些小说涉及非常不同的人物,处于非常不同的时代和地方。但它们共同的主题是人的感知,及其全部多样性与不稳定性——Berger所宣告的“视觉本身的运作”。
Overton在大英图书馆编目Berger的档案时与他变得亲近,还在Berger曾用作储藏室的一个防空洞里发现了一批沾满烟灰的日记和草稿,他拥有大量材料,足以勾勒出一幅密集而冷静的肖像。然而他的传记绝不是严格依据档案的。像Berger一样,Overton想制造一种从许多不同视角看到的人生的幻觉。他称传主为“John”,有时直接对他说话,并经常转入现在时,推测John此时此刻在想什么、感受什么。最小的细节被放大,而重大事件几乎只字不提。我理不清Berger一任接一任的妻子和情人,但我确实对他曾住过一段时间的Gloucestershire一所房子里的蓝色窗板留下了鲜明印象——他在上面画了《A Winter’s Tale》的诗句。这部传记像生活本身一样随机、重复、参差、模糊,这使它成为一次不寻常而令人兴奋的实验,尽管算不上完全成功。
Overton回忆Berger咆哮道:“我那该死的传记。”John,这可不太同志。但人们尊重他对一种体裁的抵抗——他在自己的小说中曾如此用力地抵抗这种体裁的成规,尤其是那种非凡主人公的英雄个人主义。人们也尊重Overton的努力:把Berger的文学技巧嫁接到他的人生故事上,仿佛要在当下复活他的意识。“John喜欢把故事当作一种重建与死者联系的方式,”Overton写道,“他独特之处在于用绘画、素描、照片在时间上钻孔。”传记也能打开一扇过去与现在之间的门,让鬼魂进来。他就在这里,在传记作者写作时俯身于其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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