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评论：改变与技术的关系需要集体行动

我关注并书写对技术的抵抗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起因是一种尚未消解的警觉：美国人面对日益依赖屏幕所带来的疏离感，并没有做出多少反抗。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如果没有某种剧烈的干预，把我们与屏幕、算法以及那点社交生活的微缩仿真品分隔开来，我们的社会将难以为继。我相信这样的断裂终会到来——但它会是什么样子？它会像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退学运动那样，一浪接一浪的年轻人拒绝遵从常规吗？还是我们最终会看到一项政府性的反屏幕倡议，去“提高意识”并对科技公司开出严厉罚单，类似九十年代针对烟草公司的做法？也许我们会像逐渐戒掉香烟那样，戒掉手机成瘾。

无论解决方案是什么，此刻它都显得遥不可及。新冠疫情把我们所有人比以往更紧地黏在手机上，而在随后的日子里，我确信很多人像我一样，达成了某种软弱的停战协议：买个Brick、关掉通知、睡前把手机藏到别的房间，甚至干脆全天开着“勿扰模式”。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抗议也就到此为止了。如果本地有倡议要禁止孩子在学校使用电子设备，他们会支持，但大概不会真的动手把手机从孩子手里夺走。我们大多数人已经陷入了一种持续却被动的不满之中。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将通过一系列专栏探讨这种倦怠是否终于出现裂痕。有一些证据表明确实如此。例如：美国公众已经凝聚成一个选举预测专家Nate Silver所称的反对数据中心的“超级多数”。这种反对始于市政厅和建筑工地上的喧闹抗议，但已经扩散为某种全国性运动。（根据Armed Conflict Location & Event Data项目的数据，今年美国已发生三百多起反对数据中心的抗议活动。）数据中心如今已出现在众多现任官员和候选人的竞选纲领中，包括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望Ruben Gallego，他最近宣布了一项税收计划，将数据中心的建设和能源成本从公众身上转移到受益的科技公司身上。Gallego是一个相对温和、有些非正统的候选人，尽管他的计划算不上卢德分子砸机器人的号召，但他或许可以被视为未来几年民主党一方思路的风向标。街头民众和国会政客并非唯一展现技术反弹的力量：法院已经对科技巨头作出了一系列数十亿美元的裁决，包括最近在新墨西哥州的一起案件中，Meta被裁定犯有四千三百万次违反该州法律的行为。

针对AI的持续时间最长、最重要的政治行动之一来自护士群体，至少从2024年春季开始，她们就一直在抗议这项技术对其职业的侵入。她们的担忧众多，既植根于当下的实践，也源于未来的可能性。今年三月，医疗集团Kaiser Permanente的两千多名心理健康专业人员举行为期一天的罢工，担心自己最终会被人工智能取代。四个月后，CalMatters的一篇报道详细披露了Kaiser对护士施加的新监控层，包括一个AI程序，据称会在护士接听病人电话时评估她们的共情能力和语气。去年，美国最大的医院运营商之一HCA Healthcare与Palantir联合发布了一个名为Timpani的项目，承诺通过AI发现低效环节来简化护士排班。今年八月，全国护士联合会（N.N.U.）工会领导了一场针对Palantir的全国性示威日。

总体而言，美国人喜欢护士，却不信任AI公司——更不用说Palantir——来做可能关乎生死的决定。尽管医院效率措施并不新鲜——医疗领域几乎每一场劳资斗争都源于人头和工时问题——但AI代表的是另一种入侵。N.N.U.并不要求将AI技术完全逐出工作场所，也不主张回到所有排班都靠手工、所有会诊都只靠护士辛苦积累的经验辅助的时代。相反，工会划出的红线是：AI不得在人员配置、决策和临床评估中占据至高地位。“让AI更加危险的是，医疗公司和这些亿万富翁坚持把它当作一种技术，用来凌驾于护士的判断之上，凌驾于她们的临床决策之上，”N.N.U.执行主任Puneet Maharaj告诉我。

（原文较长，此处译出前 6000 字，完整内容请点「打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