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讨论月球主权话语与技术基础设施的权力转移
来源标题:Sovereignty of Reproduction: Power over an Infrastructure That Is Learning
文章指出,围绕月球主权的讨论正从「谁拥有天体」转向「谁能改变一个自我维系系统的决策」。政治话语将太空视为国家利益领域,技术战略则同步推进永久月球基地、工业基础和轨道计算星座等商业基础设施,两者相互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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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政治家宣称月球“属于我们”时,人们很容易将其视为面向选民、针对中国的爱国姿态。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但这种解读忽略了要点。政治语言早已将太空视为国家利益领域。与此同时,技术战略正在那里铺设商业基础设施:永久性月球前哨、工业基地、地外活动标准,以及为数十万乃至数百万单元设计的轨道计算星座。这两个进程相互强化。因此,重要的不是某句具体声明背后的隐藏意图,而是它所表达的转变。谁拥有天体的问題,正逐渐让位于另一个问题:谁能够改变一个自身保障其存在的系统的决策。
“我们将探索月球”与“月球属于我们”这两种表述之间存在根本差异。前者报告一项活动,后者则象征性地占有尚不存在的结果。“我们的”一词将三种不同事物联结在一起:国家的存在、私营公司的技术能力,以及一国社会将这一活动的成果视为己有的权利。国家可以为设施提供军事安全保障、资助研究、在与其他大国的谈判中捍卫其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此庇护下建造的计算综合体、采矿设施或造船厂就成为公共财产。国家修辞之所以便利,是因为它用一个代词将国家利益与私人资产融为一体。两者之间如何分配控制权与收益仍是未决问题,而一旦基础设施开始产生真正的权力,这个问题就会变得尖锐。
从法律角度看,领土占有在此是不可能的:1967年《外层空间条约》明确禁止对月球及其他天体的国家占有,无论是以宣布主权、使用还是占领的方式。人们常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地外产业将处于法律真空之中。论证如下:如果一艘飞船由风化层冶炼而成,并由机器人在现场组装,那么没有人发射过它,因此不存在为其负责并保留管辖权的发射国。这一论证引人注目,但过于绝对。《登记公约》将发射国不仅定义为发射从其领土进行的国家,还包括实施或组织发射的国家,且定义中并未要求发射必须具体从地球进行。此外,条约第六条明确将国际责任和监督义务扩展至非政府实体的活动,包括在天体上的活动。将公司与注册国联结的法律纽带不会仅仅因为产品在地球之外制造就自动断裂。尽管如此,地外制造仍需要严肃的法律细化,一个合乎逻辑的解决方案似乎是采用管辖权跟随工厂而非发射的原则:在注册地外设施制造的物体继承其运营者国家的管辖权,并获得一种出生证明。但即便这样的建构也无法消除主要困难,因为困难不在于规范文本,而在于执行规范的可能性。
法律权力与操作权力的分界线恰恰在此。法律权力是作出有约束力决定的权力;操作权力是确保决定真正改变系统运行方式的能力。在地球上,两者相互依托:数据中心可以被切断电网,人们可以持搜查令登门、扣押设备、冻结账户、切断供应。即使是在地球制造并从国家航天港发射的卫星,也仍处于许可证、频率、地面站和保险合同的密集网络之中。基础设施离地球越远,越能自给自足地提供能源、材料和设备,这两种权力就越发分离。飞往火星需要数月,发射窗口每两年多才开启一次,任何使用武力的代价都与争端标的完全不成比例。此外还有引力井的不对称:摆脱地球引力井在能量上远比从月球或火星发射昂贵。因此,远距离胁迫不仅代价高昂,而且在战略上不利。争端的标的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单个物体的问题,而是国家对其施加规则的能力本身,是从对物的控制转向对物存在条件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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