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奥威尔《动物农场》序言手稿被发现
来源标题: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Ian Angus于1972年发现了乔治·奥威尔《动物农场》序言的原稿。该序言题为《新闻自由》,同年9月15日首次发表于《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并由Bernard Crick爵士作序。奥威尔在文中透露,《动物农场》的核心构思始于1937年,1943年底才动笔,成书后曾被四家出版社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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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自由》——拟为《动物农场》所作的序言,首次发表于1972年9月15日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附有伯纳德·克里克爵士的引言。伊恩·安格斯于1972年发现了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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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核心构思,就其主要理念而言,始于1937年,但直到1943年底左右才付诸文字。到真正动笔写作时,显然已经很难出版(尽管当时书籍短缺,任何称得上书的东西都能“卖出去”),结果它被四家出版社拒绝。其中只有一家是出于意识形态动机。有两家多年来一直在出版反俄书籍,另一家则没有明显的政治色彩。有一位出版商起初 actually 接受了这本书,但在做了初步安排之后,他决定咨询信息部,信息部似乎警告了他,或者至少强烈建议他不要出版。以下是他信中的一段摘录:
我提到了信息部一位重要官员对《动物农场》的反应。我必须承认,这种意见的表达让我认真思考了一番……我现在可以看出,这本书可能被视为在目前这个时候极不宜出版的东西。如果这个寓言是泛指一般的独裁者和独裁政权,那么出版就没有问题,但正如我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寓言如此完全地追随了俄罗斯苏维埃及其两位独裁者的进程,以至于它只能适用于俄罗斯,而排除了其他独裁政权。还有一点:如果寓言中的主导种姓不是猪[1],冒犯性会小一些。我认为选择猪作为统治种姓无疑会冒犯许多人,尤其是任何有点敏感的人,而俄罗斯人无疑就是如此。
这种事不是一个好征兆。显然,一个政府部门对非官方赞助的书籍拥有任何审查权(除了战时无人反对的安全审查)都是不可取的。但此时此刻,思想和言论自由的主要危险并不是信息部或任何官方机构的直接干预。如果出版商和编辑竭力将某些话题排除在印刷之外,那不是因为他们害怕被起诉,而是因为他们害怕舆论。在这个国家,知识分子的怯懦是作家或记者必须面对的最可怕的敌人,而这一事实在我看来还没有得到应有的讨论。
任何有新闻经验的公正人士都会承认,在这场战争期间,官方审查并不特别令人厌烦。我们并没有遭受那种本来有理由预料到的极权主义“协调”。新闻界有一些合理的怨言,但总体而言,政府表现良好,对少数派意见的宽容令人惊讶。英国文学审查的险恶之处在于,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愿的。
不受欢迎的思想可以被压制,令人不便的事实可以被掩盖,而无需任何官方禁令。任何在外国生活过很长时间的人都会知道一些耸人听闻的新闻——那些本身足以登上大标题的事情——被完全排除在英国新闻界之外,不是因为政府干预,而是因为一种普遍的默契,即提及那个特定事实“不合适”。就日报而言,这很容易理解。英国新闻界极度集中,大部分为富人所拥有,他们有各种动机在某些重要话题上不诚实。但同样的隐性审查也作用于书籍和期刊,以及戏剧、电影和广播。在任何特定时刻,都存在一种正统观念,一套被假定为所有正确思考的人都会不加质疑地接受的思想。说这、那或其他什么并不 exactly 被禁止,但说出来是“不合适的”,就像在维多利亚中期,在女士面前提及裤子是“不合适的”。任何挑战主流正统观念的人都会发现自己被惊人有效地噤声。一个真正不合时宜的观点,几乎从未在大众媒体或高雅期刊上得到公平的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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