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提出「挥霍原则」,与奥卡姆剃刀形成对照
来源标题:The Profligacy Principle
作者分享了自己数月前提出的「挥霍原则」,并将其与简约原则(即奥卡姆剃刀)进行对比。他指出奥卡姆剃刀的严谨版本强调「如非必要,不应增加实体」,关注的是本体论上的简约,而非通俗版所说的「最简单的解释最可能正确」。作者还宣布将于 11 月 20 日起举办为期一周的黑客松,向开发者介绍 Blygger 发布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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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 分享 我想分享一个几个月前我总结出的原则,我称之为挥霍原则,它可以与简约原则——也就是更广为人知的奥卡姆剃刀——形成对照。
不过在进入正题之前,先发一则活动通告。从下周五(11月20日)开始,我将和几位同谋一起举办为期一周的黑客松,向开发者、vibe-coder以及足够勇敢的非技术人士介绍Blygger发布协议。了解更多信息并在此注册。启动会议于太平洋时间周五上午9点开始。
奥卡姆剃刀的大众版大致是“最简单的解释最可能是正确的”,但这一次,学究版其实有趣得多:Entia non sunt multiplicanda praeter necessitatem,即“实体不应超出必要而增殖”。大众版含糊其辞、近乎同义反复,而学究版则指明了一种特定的简单性——本体论上的简约。当然这里仍有歧义,尤其是“种类的数量”与“种类的实例数量”之间的区别。
举个简单的例子,二进制和十进制都体现了本体论简约,但在种类数和实例数上有所不同。对于给定的数字,二进制只用2个符号而非10个,但需要更多位数来表示它。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罗马数字系统(一种“符号-数值”系统),它在本体论上并不简约,因为严格版本需要无限多个符号(实践中人们用奇怪的计数符风格的花招来表示大数)。
把这个原则翻转过来,我们就得到了挥霍原则——实体应被无必要地增殖。或者更简洁地说,我们应该浪费实体。罗马数字系统在这个意义上就是挥霍的。在某种程度上,它与其说是数字系统,不如说是命名系统。
那么,无论你是在构建解释还是设计事物,究竟为什么会想要在这个意义上挥霍呢?
关于我要往哪儿走,有一个提示:大自然在这个意义上就是挥霍的。它无休止地生产出无穷无尽的实体,看似没有目的,仅仅因为它可以。用哲学家Rick Sanchez的话说,大自然“创造 endless 的白痴,只是为了吃掉他们”。其他复杂系统也是如此,比如消费经济。而按照某种类似于Ashby必要多样性定律的逻辑,你可能会预期某些关于现实的描述应当和它们所描述的大自然一样挥霍。这些描述难以被简单归类为因果的、现象学的或涌现的。我们暂且称它们为本体发生学的描述。关于存在与生成的描述。
但让我们从头说起。这条思路是有来龙去脉的。
几个月前,我的艺术家朋友Ian Cheng和他的出版人Ben Vickers——新锐精品出版公司Cosmogenesis的老板——请我为Ian的新平装书《Worlding》写序。这本书收录了他《Emissaries Guide to Worlding》中的一些核心材料,以及一些新内容,还有几年前Ian和我在Ribbonfarm上合写的一篇旧博客对话,题为《Worlding Raga》。对于任何对Ian所称的“worlding”的哲学与实践感兴趣的人来说,这是一本精致的小书——worlding大致是通常所谓“world-building”的超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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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不熟悉Ian的作品,他是基于游戏引擎的艺术的先驱之一。他最著名的画廊展览《Emissaries》(2015-18)展示了无限演化的人工生态(可以想象康威生命游戏,但经过大幅强化),并预示了现代生成艺术的关键要素。此后他制作了一部动画短片,并一直在为孩子们构建AI伴侣。
一张来自Ian Cheng的Emissaries展览的图片
这篇序言是我最近写的比较有趣的东西之一(买书来读吧),也是我首次提出挥霍原则的地方——这一原则在Ian的作品中得到了强有力的体现。
Ian的作品也暗示了挥霍原则为何可能有用。挥霍是游戏性、多元性、可能性、涌现性和生成性的核心。它是各种本体发生学游戏——大自然、经济,以及如今的AI——的本质,这些游戏驱动着演化过程。这些过程似乎倾向于最大限度地显化一切它们所能显化的东西,增殖实体,让无限游戏持续下去。
就像Google早期那超现实的Deep Dream(2015),以及GAN艺术短暂的黄金时代(大约2018-2021年),Ian早期的生成艺术在艺术上受益于当时程序化生成技术的局限。与那个时期的其他作品一样,他的作品有一种粗糙、未完成的感觉,以及一种本体发生学的鲜活感,这是现代图像生成器更精致的产出所缺失的。对于功能性再现艺术来说,眼睛太多的猫或手指太多的手是缺陷。但对于某些类型的艺术来说,它们是原材料。
换个方式说,我在千禧年前后短暂的控制论研究生涯中,也同样受益于技术的局限。完整版的故事在我为Ian的书写的序言里,这里只说简版。
我在1997年前后进入控制论领域,我的性情与该领域一条基础方法论启发式几乎完全错配:研究一个系统时,从尽可能最简单的玩具模型开始。我一直有我所称的“复杂性偏好”。如果一个模型看起来太简单,我的本能就是往里面加东西,直到它似乎以正确的分辨率运作,并且变得好玩为止。
(原文较长,此处译出前 6000 字,完整内容请点「打开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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