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历史学家撰文评述拉马克的生命转化理论

一群座头鲸正穿过阿拉斯加的内航道。图片来源：Far North Footage/Getty Images 她是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弗朗西斯与查尔斯·菲尔德讲席教授。她的新书是《生命的力量：生物学的发明与让-巴蒂斯特·拉马克的革命性科学》（2026年）。 保存 进化生物学科学史 联合发布本文 保存分享 收听本文 法国博物学家让-巴蒂斯特·拉马克那部关于生命转变的伟大论著出版时，他65岁。借由《动物哲学》（1809年），拉马克打算建立一门全新的科学，一门建立在如下观念之上的科学：一切生物都在不断转变自身，从最微小的微生物到最复杂的哺乳动物，都在获得新的形态和新的能力。拉马克说，决定生物生活方式的并不是生物的身体结构，恰恰相反：生物为回应其所处环境而形成的生活方式，造就了它们不断变化的身体形态。“在自然史中，还能有比我刚刚提出的这一点更重要、更值得关注的考量吗？”他问道。（此处为我的译文。） 但如果你听说过拉马克，那多半是因为他在一种动物上错得离谱——长颈鹿——以及这场长颈鹿闹剧如何成了他在一切事情上都错了的缩影。拉马克提出，长颈鹿为了够到高树枝上的叶子而伸长脖子，脖子因此略微变长，产生了微小的变化，这些变化随后传给后代，经过许多代积累，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长颈。20世纪前后，当生物学家断然否定了“个体一生中发生的身体变化可以遗传给下一代”这一观念时，拉马克的长颈鹿假说成了笑柄。 插图出自乔治-路易·勒克莱尔、布丰伯爵的《自然史，通史与专史》（1749—1804年）。图片来源：琳达·霍尔图书馆 遭到攻击的不只是他关于长颈哺乳动物的想法。拉马克对长颈鹿的兴趣，只是他卷帙浩繁的著述中的顺带一提；这些著述提出了一套革命性的、开创领域的理论：他主张，生物转变自身，并在此过程中重塑世界。两个多世纪以来，这一观念一直遭到蔑视。 尽管拉马克常被忽视，但他的科学是现代生物学的基础，并影响了查尔斯·达尔文后来提出的进化论。达尔文追随拉马克，相信生物具有转变自身及其环境的能动性。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拉马克对达尔文的影响，因为20世纪前后，达尔文的追随者从他们新达尔文主义版本的进化论中删去了拉马克主义的一切痕迹，使生物沦为随机变异和外部力量的客体。对新达尔文主义者而言，生物在进化过程中不扮演任何直接角色。进化通过随机的遗传变异和外部环境压力而发生。对达尔文的追随者来说，生物正如对神创论者而言一样被动——神创论者视生物为神意的产物。 在现代生物学的整个历史中，科学与政治上的大多数强势人物都嘲笑并压制拉马克的激进观念：生物在进化过程中具有能动性。在当今主流生物学中，把生物视为被动的新达尔文主义观点仍大体占据主导，尽管若干领域的研究一直在挑战其统治地位。 这就是拉马克的激进观念如何被主流科学抛弃、以及它为何长期被忽视的故事。这也是一个出人意料的逆转的故事：近几十年来，一些生物学家已开始转回拉马克的生命观。 许多人听到拉马克的名字会想到长颈鹿，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在1802年创造了“生物学”一词。他需要一个名称来指称他认为应当存在的一门新科学：一门关于所有生物、且只关于生物的科学。当时并没有这样的领域。有的是更宽泛的科学，比如自然史，它把岩石、河流和山脉等无生命之物也包括在内；也有更狭窄的科学，比如植物学或动物学，它们涵盖生命世界的某些子集。但拉马克认为，应当有一门关于生命的科学。在这门新科学的核心，他提出了我们今天所谓“进化”的第一个理论，尽管他并不这么称呼它。他只是称之为“变化”。 从1788年起直至1829年85岁去世，拉马克一直在巴黎的植物园生活和工作。至少可以说，他的一生动荡不安。他经历了法国大革命，随后是拿破仑统治时期，再后来是波旁复辟时期。他熬过了恐怖统治，也熬过了拿破仑及其科学顾问圈子的刻薄蔑视，以及君主制的归来；他还比三任妻子和八个孩子中的四个活得都久。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他双目失明、身体虚弱，但在女儿罗莎莉的帮助下继续工作。在漫长职业生涯的终点，他已鉴定并命名了6000多个物种，并在植物园讲授一门传奇课程二十多年，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这门课名气大到连虚构人物都来听，比如圣伯夫的自传体小说《肉欲：感性之人》（1834年）中那位失恋的年轻主人公阿莫里。 巴黎植物园。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位于植物园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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