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LM 1999年将440只无证地松鼠送入粉碎机
来源标题:Accountability Sinks (2025)
1999年4月,440只来自北京的地松鼠因缺少进口文件在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机场被全部送入工业粉碎机销毁。该命令来自荷兰农业、环境管理与渔业部,KLM员工按令执行。KLM管理层事后承认员工存在「判断失误」,并对事件表示「诚挚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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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in Sustrik 2025年4月22日 115 8 17 分享
上世纪90年代,地松鼠曾短暂成为时髦的宠物,但这一风潮在阿姆斯特丹郊外的史基浦机场发生一起事件后戛然而止。1999年4月,440只地松鼠作为货物搭乘荷兰皇家航空的航班从北京抵达,却没有必要的进口文件。因此,它们无法被转运给雅典的客户。但也没有人能够纠正这个错误并将它们送回。拿它们怎么办呢?很难想象当时没有比实际执行的做法更好的方案;面对文书问题,机场工作人员把440只松鼠全部扔进了工业粉碎机。
事后查明,销毁这些松鼠的命令来自荷兰政府农业、环境管理与渔业部。然而,荷兰皇家航空管理层在事后表示,“这一命令,以此种形式且没有可行的替代方案,是不道德的”。员工服从命令的行为“在形式上正确”,但荷兰皇家航空承认他们在此过程中犯了“判断失误”。公司董事会对事情的结果表达了“诚挚的遗憾”,而他们没有理由怀疑这份诚意。
就所能还原的推理过程而言,当时假定销毁活体生物的情况会很少见,更多是作为一种威胁,促使人们认真对待自己的文书工作,而不是真的会发生在数百只比新生雏鸡大得多的哺乳动物身上——那台粉碎机原本是为雏鸡设计的。
将员工的决定定性为“判断失误”很能说明问题;回过头看,这个系统中唯一的保障就是一种模糊的期望——被指派处理这些动物的人,如果觉得服从直接指令的后果足够荒诞,或许会决定违抗指令。但很难说是否曾有人告知他们,他们应当基于道德理由质疑自己的指令;大多数时候,在库房里工作的人并没有被赋予推翻政府决定的权力。无论如何,期望一个人99%的时间都服从命令,然后在第100次时突然独立行事,既在心理上不合理,在管理上也不现实。
——Dan Davies:《不问责机器》
某人——比如航空公司登机口的工作人员——告诉你一个坏消息;也许你被挤下了航班,让位给常旅客积分更多的人。你开始抱怨,指出你为机票花了多少钱,但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让你哑口无言:登机口工作人员对此无能为力。你要求跟能解决问题的人谈谈,却被告知这不符合公司政策。
这段对话令人不安之处在于,你逐渐意识到,和你说话的这个活人只被允许遵循一套流程和规则,而这些流程和规则传递的是公司层级更高层做出的决定。这往往是一段令人沮丧的经历;你想发火,但又实在不能怪跟你说话的人。不知怎的,航空公司构建了一种局面:它可以用一个无形公司的匿名声音对你说话,而你必须把它当作一个和你一样的人来回应。
坏人对此的反应是对登机口工作人员发火;好人则走开,憋着一肚子无处发泄的怒火。
一家信用卡公司过去向客户发行塑料卡片,让他们可以购物。每张卡上都印有客户的姓名。
最终,员工们发现了一个问题:卡片设计只允许24个字符,但有些申请人的名字比这更长。他们向业务团队提出了这个问题。
他们得到的答复是:既然名字那么长的人只占极小的比例,与其重新设计卡片,不如直接拒绝这些申请。
你可能信用记录完全良好,但你永远拿不到信用卡。甚至没有人告诉你原因。没有人为之负责,也没有人可以投诉。一个技术上的缺陷被流程掩盖了过去。
大屠杀研究者一直强调一点:大规模种族灭绝之所以可能,只有通过把原本可能只在几次 pogrom 中发泄的民众仇恨,转化为一种形式化的行政流程。
例如,将犹太人从其余人口中分离出来并集中到一个地方,是通往灭绝道路上的关键一步。
在保加利亚,犹太人没有被集中到隔都或地方“劳动营”,而是被送到农村地区去农场帮忙。一旦他们分散到全国各地,就无法继续后续步骤,比如把他们装上火车送往集中营。
因此,集中犹太人对种族灭绝的成功至关重要。然而,从事这项任务的官僚们并不觉得自己在亲手杀人。他们只是在做日常的、无聊的行政工作。
读到纽伦堡审判的相关记载时,这一点更加凸显。显然,没有人对任何事情负责。每个人都只是在遵循流程命令。
公平地说,被告们往往是自行其是,而非遵循命令。而且事实证明,德国士兵违抗非法命令所面临的后果出奇地轻微。所以,并不是说高层如果一走了之、甚至试图减轻损害,就会受到严重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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