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行业中的历史误读:以当下视角评判过去的谬误
来源标题:Old Ideas
作者指出计算行业存在一种类似“辉格史观”的谬误:习惯以当下标准评判过去的技术选择。这种直接参照当下的做法容易把历史人物简单分为推动进步者和阻碍进步者。作者引用历史学家Herbert Butterfield的观点,强调若未意识到自身假设,据此组织历史知识并推断结论最为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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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从事计算的这些年里,我注意到一种谬误,类似于Herbert Butterfield在《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中描述的那种:
辉格史观的一部分,就是参照当下研究过去;尽管如果仔细考虑其含义,这种做法的某种意义可能无可厚非,也可能在某种意义上不可避免,但它常常阻碍历史理解,因为它被理解为直接且永久地参照当下研究过去。通过这种与当下直接挂钩的体系,历史人物很容易且不可抗拒地被归类为推动进步的人和试图阻碍进步的人;于是历史学家就有了一个简便的经验法则,可以用来取舍、用来确定重点。(第11页)……如果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假设只是假设,那它们并不重要;但世上最谬误的事,莫过于把历史知识建立在一个我们并未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的假设之上,然后从这个组织中推出结论,并宣称这些结论是历史的声音。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往往会陷入我戏称为“辉格谬误”的东西。(第23-24页)
换句话说,Butterfield警告历史学家:如果拿当代的价值判断去评判历史人物或事件,并假定那些我们认为有利于当前状况、或有利于某个领域发展的因素必然被视为不可避免且进步的,那他们就有可能损害自己的工作。辉格谬误正是靠这样一种假设滋生的:某个被当代社会一部分人接受的概念或人造物,是合乎逻辑的、唯一正当的结果。接受了这一点,任何偏离现代性的东西都必须被视为错误,任何早于它的东西都必须被视为不成熟或脱节,据称还已被德行遗忘。我看到人们看待较早的计算机书籍、论文和观念时,也有类似的倾向。一本描述过时语言、已消亡操作系统或原始硬件的文本,很容易被轻描淡写地认为对当代读者没什么价值,理由是技术总会取代其前身。但这不过是辉格谬误的又一次应用:它把一种技术的消逝与和它相关的观念的消逝混为一谈。
不应当把旧观念一概丢弃,理由有很多,但其中一个我特别感兴趣。计算领域的思想史,一直受到其构想时代可用能力的制约:内存昂贵、处理器缓慢、存储有限,有时必要的硬件根本不存在。在构想时合理的东西,当时可能无法实现,或者实施起来代价高得令人却步。然而,曾经不切实际的东西如今或许可以实现,曾经只是推测的东西如今或许可以成真。Alan Kay曾把Xerox PARC的做法描述为构建远远超前于时代的系统,以至于等到世界其他地方赶上来时,团队已经能发现该如何使用它们。还有多少这样的系统在等待属于自己的时代,而它们的时代是否就是现在?有许多观念既没有被证伪,也没有变得不切实际,只是被取代了。计算的历史并不是一连串线性的改进,并非每一次新的发展都吸收了前人有价值的贡献。现实要混乱得多:相互竞争的观念、被放弃的路径、被误解的问题,以及理解事物的替代方式。最终占据主导地位的系统,只代表了人们探索过的部分可能性,而不是可能性本身的边界。
我最勤勉的读者不会感到意外:我认为研究“过时”系统有相当大的价值。话虽如此,我并不指望我遇到的每一种技术都会有直接的、甚至最终的实际应用,它们也不应该总是如此。1 常常让我感兴趣的是它们所保存的智力活动:人们接近问题的方式、组织思维的方式、构想系统的方式、探索计算可能性的方式,等等。我越来越把这些作品视为审视系统设计的透镜。我希望自己或许能找到一种值得借鉴的方法,或一个改变我理解某个问题的概念,或者只是获得另一副透镜,用来观察我多年后可能遇到的问题。有时,不同的系统和观念会揭示问题的不同侧面,一个人接触过的视角越多,面对新事物时可供选择的可能性范围就越大。透镜的价值不就在于它让本来可能被忽视的东西变得可见吗?
你看,我希望已经说清楚了:我并不是在暗示较早的系统天然更优越,也不是说每一个被遗忘的观念都值得复活。有些路径确实已被取代,或者本来就不太好,但我宁愿在接触这些观念之后再作判断。说实话,我在接触那些在非常不同的环境下探索计算的人们的关切与抱负时,获得了一种智识上的愉悦。研究这些作品让我感到自己参与了一场关于计算的本质与可能性的漫长得多的对话,但我不指望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享受它。不过,作为一名系统设计师,我相信把这些较早的视角保持在可及范围内是有价值的。不是因为它们必然提供答案,而是因为它们扩大了一个人的可能性空间。
有许多较早的作品丰富了我的系统设计工具箱,但有几件作为特别有用的透镜格外突出:
John McCarthy的论文“Programs with Common Sense”(1958)提出了一个“advice taker”,即一种从……进行推理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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