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reable 反对 Meta 利用其内容训练 AI

用户权利的这种退化，通常表现为围绕约束性仲裁（以营利为目的的争议解决方式）的条款变更，而提出申诉的用户往往还得为此付费。约束性仲裁比法院诉讼更糟，也更不公正，而这正是这些公司所乐见的。就法律风险及相关保险而言，这对它们来说成本更低。仅在本日历年内，无数美国科技公司就围绕约束性仲裁条款“更新”了其服务条款，包括Venmo、Spotify和Lyft等，不胜枚举。

企业悄然决定我们不再拥有法律救济途径，这种对公民社会的侵蚀或许我们已学会接受，但与Meta眼下试图做的事情相比，这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10月15日，Nieman Lab提请人们注意：Meta即将“更新”的服务条款很可能允许这家企业巨头，利用拥有Meta商业账户的发布者的所有网站内容来训练其AI产品。Meta是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和Threads等平台和应用的母公司。凭借39亿全球用户，这将影响数量庞大的艺术家、发布者、内容创作者、设计师、摄影师、摄像师等群体。Nieman Lab咨询了三位法律专家，他们得出结论：“按照文本表述，新条款可被用来主张Meta可以抓取新闻网站的内容，并利用这些内容来训练公司的AI产品。”

要选择退出，拥有Meta商业账户的组织不仅必须在“更新”后的服务条款生效前删除其所有Meta账户，并从其网站上移除所有Meta产品，而且发布者很可能还必须先回头，逐一从Meta旗下平台删除内容。这是一种完全不合理的征求同意的方式。

“Meta正在推动这最新一轮服务条款的‘恶化’，以便在窃取艺术家、记者、表演者、设计师等众多群体的内容来训练其企业AI时，能站在更有利的法律立场上。”

这一服务条款变更最初定于10月30日生效。在遭到广泛抵制后，Meta将其拟议的服务条款措辞从“训练”改为“开发”，尽管其法律含义似乎并无二致。随后，Meta将这些服务条款变更推迟至11月20日，并将公众对该政策变更的广泛批评错误地描述为公众要求进一步解释，同时几乎未对拟议措辞作出任何修改。此后Meta又有所退缩并推迟，但并未提供任何实质性保证，来表明其无论计划做什么，都与最初计划有实质不同。

我们Shareable理解Meta为何这样做。《纽约时报》在法庭上对OpenAI和微软有一桩持续多年的案件，指控这些科技公司通过利用《纽约时报》内容训练其营利性AI产品侵犯了版权。上个月，USA Today对OpenAI提起了类似诉讼。一个加拿大发布者联盟已就同类指控的危害——同样是涉嫌窃取内容——对Anthropic（Claude的母公司）提起诉讼。

Meta正在推动这最新一轮服务条款的“恶化”，以便在窃取艺术家、记者、表演者、设计师等众多群体的内容来训练其企业AI时，能站在更有利的法律立场上。

Meta完全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正如微软高管——在涉及为AI训练抓取内容的内部邮件中——清楚他们在做什么一样：参与“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劳动窃取”。

如果Shareable所在的信息生态系统没有被亿万富翁所有者日益整合，过去几十年又几乎谈不上反垄断执法，这或许不成问题，我们大可直接离开Meta的平台。

然而，Meta已尽其所能扼杀竞争。事实上，Meta收购了数十家初创公司，随后往往将其关闭。马克·扎克伯格本人曾表示，由于Facebook的相机应用产品较差，它选择收购竞争对手Instagram，并称：“收购比竞争更好。”对于Instagram用户来说，显而易见的是，多年来该平台变得越来越糟：漏洞更多，对成年人和儿童的心理健康危害更大，广告也更多。

但至少作为开拓者的Meta能想出自己的想法：它在无人要求的元宇宙上花费了800亿美元——超过乌干达的GDP——结果今年却完全废弃了这个失败的项目。Meta如今转向兜售“变态眼镜”——如此不受欢迎，以至于连ICE都禁止使用。而现在，它想更多地涉足AI，这就把我们带回了为什么这次服务条款“更新”会发生。

Meta是一家似乎决心通过收购或窃取来走向胜利的公司。而当我们审视数字时，显而易见，注意力向反竞争的企业平台——不仅是Meta旗下的平台，还有Google和其他科技巨头——的集中，正在侵蚀我们的信息生态系统。如果你一直关注发布者的财务状况，就会明白Shareable并非唯一因科技巨头疯狂追逐利润而在财务上深受其害的一方。2019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仅一年内，仅Google一家就从发布者的内容中获利47亿美元，而发布者并未获得补偿。

（原文较长，此处译出前 6000 字，完整内容请点「打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