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Jaap van Ginneken谈大众心理学如何演变为媒体研究

尤瓦尔·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指出，二十世纪是大众的时代。赫拉利认为，大众问题之所以消失，是因为军队不再需要数百万健康的士兵，经济也不再雇用数百万工人。随着大众的危险——以及力量——的消散，“大众媒体”和“大众传播”这类术语也随之式微。尽管世界人口仍以指数级速度增长，大众已不再被视为威胁。人群被安抚了。我们不再惧怕乌合之众。让·鲍德里亚是最早将大众“内爆”于媒体之中的理论家之一。旨在维持流动的管理技术，有效地消除了暴民转化为大众的潜力。它们还通过将消费者变为原子化的主体来驯化消费者。去工业化与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完成了剩下的工作。

在这篇对亚普·范·金内肯的访谈中，我们通过考察“大众心理学”的（消）失来追踪这些变化：这是一门短暂而小众的学科，由古斯塔夫·勒庞、加布里埃尔·塔尔德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等人塑造。荷兰学者范·金内肯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既运用大众心理学的方法，也书写它的历史。他最新的贡献是德裔荷兰人库尔特·巴施维茨（1886-1968）的传记，后者可被视为荷兰最具影响力的大众心理学家（《库尔特·巴施维茨：传播学与社会心理学的先驱》，阿姆斯特丹大学出版社，2018年）。

巴施维茨在战后当时新兴的大众传播领域创建学术网络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开创了舆论研究，并支持创建社会科学计算机中心。但此后他逐渐湮没无闻。范·金内肯认为，巴施维茨默默无闻的部分原因在于他专注于新闻业，并希望面向非学术受众。这也可以从他的个人经历中得到解释。范·金内肯将巴施维茨描绘为一位自由主义犹太裔欧洲知识分子。他既不是弗洛伊德主义者，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显然也不是法兰克福学派成员。1933年，他逃离德国前往阿姆斯特丹——而非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战后也没有返回。此外，巴施维茨直到晚年才说英语，迄今为止他的著作没有一部被翻译成英文。

范·金内肯的新书有助于纠正巴施维茨在社会心理学、政治心理学、大众心理学以及大众传播与媒体研究叙事中的缺席。这只是记录巴施维茨生平的第三次尝试。第一次是1983年薇拉·埃贝尔斯-多拉诺娃用荷兰语撰写的硕士论文。第二次是迪特·安施拉格用德语撰写的硕士论文。在英文版出版的同时，范·金内肯还出版了该书的荷兰语简版。理想情况下，下一步应该是将巴施维茨的某部著作——或许是他关于猎巫的巨著——翻译成英文，并在德国重新出版他的作品。

正如范·金内肯在新书发布会上所指出的，阿姆斯特丹传播学学科普遍缺乏历史意识的问题依然存在。为什么会有这种漠不关心？范·金内肯面对满座知名传播学教授，指出一个事实：这里没有一门课程教授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尽管对传播模型、传播史以及学科本身有所关注。这是阿姆斯特丹为其专注于盎格鲁-撒克逊定量方法所付出的代价吗？作为在法国尼斯工作的独立研究者，范·金内肯长期以来将自己定位为局外人。他自己关于当代大众心理学的研究是相对成功的非虚构作品，尽管是在学术界之外。

对大众心理学的关注在当代媒体文化中重新浮出水面。在社交媒体研究中，我们看到人们对心理学和行为科学在硅谷运用无意识的“设计成瘾”技术分散数十亿用户注意力方面所扮演的角色重新产生了兴趣。剑桥分析公司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使用Facebook数据的丑闻，使“大众操纵”问题重新进入大众意识。另类右翼和其他运动的兴起使上世纪的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死灰复燃，只是为当下这个世纪进行了“模因化”。为了理解当下的权力动态，有人呼吁回归纳粹法学家卡尔·施密特的研究。我们不妨也看看“大众心理学”。是时候回到这门几乎被遗忘的学科，追问它的当下能教给我们关于我们自身的什么。

赫尔特·洛文克：在你的传记中，你将巴施维茨描绘为一位谨慎的、时而自由主义时而保守主义的、从记者转型的学者，他相信大多数人是正派的。正是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通货膨胀和危机年代的亲身经历，他将注意力转向了媒体和大众心理学，就像他那一代的许多人一样。

（原文较长，此处译出前 6000 字，完整内容请点「打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