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法学教授Jill Lepore新书批评科技巨头误把科幻当政治蓝图

在《人工国家的兴衰》一书中，普利策奖得主、哈佛法学院教授吉尔·莱波雷探讨了科技公司如何逐步攫取政府的角色。九月，在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举办的新书发布会上，记者米歇尔·谢泼德采访了莱波雷，谈及书中的一些亮点，包括硅谷与二十世纪那些声名狼藉的运动——如贝尼托·墨索里尼时期的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关联，以及科幻小说对科技巨头的影响。以下是两人对话的文字记录，为清晰起见，内容经过编辑和删节。

我上一本书写的是美国宪法的历史，写那本书时我充满热情，试图在现代自由宪政民主的脆弱性日益明显的当下，认真思考它的奠基究竟意味着什么。今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所以我写那本书时，心中有一个目标：提供一部关于自由民主如何运作的新历史——至少是我们这套制度如何运作的历史。

写到尾声时，我想向前展望。在美国，人们对我们的宪法深感不安——它是否处于危机之中？它是否已不再具有合法性？它是否已被如此漠视、不再被维护？我原想给读者一些关于前路的东西。结果我提出了一个比我平时更关注当下的论点。我在其中表示，在我看来，十八世纪宪政主义的前提实际上无法延伸开来，真正涵盖我们在现实世界中需要处理的事情。我们应对人工智能崛起的方式，超出了十八世纪宪法制定者的世界观，而我们的宪法眼下已无法修正。

这让我感到不满意。那是一种奇怪的表态，就像在说：嘿，我们都会死的。这部宪法撑不下去了。它已经不再真正管用了。完了！

作为一本书的结尾，这有点坑人。所以我想，也许我应该直接面对我认为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我认为我们正在经历一个用机器治理取代经被治理者同意的治理的过程。这件事尚未发生，仍可阻止。

你书中有这样一句非常尖锐的话：“到2020年代中期，关于地球及其上所有人和所有事物未来的重大决策，正由少数几个人做出，依据的是他们巨额的财富积累、他们对历史、文学和哲学的灾难性误读，以及他们对普通人的令人震惊的蔑视——无论生者还是死者。”我们是怎么走到那一步的？

我确实不得不把它想象成我们正处在乔佛里国王的统治之下。“我们是怎么走到这里的？”——我觉得这些问题在智力上非常令人兴奋。要得出某种发现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为就我想讨论的问题而言——人工国家的构建——人工国家基础设施的许多要素完全是无辜的。人们会问：“你是指深层政府吗？这是个阴谋吗？”我完全不是这个意思。政府职能的许多自动化确实是为了更高效地统计人口，以实现更准确的按比例代表制，或更准确地提供福利金或退伍军人福利。

正如你指出的，这一切多少始于人口普查。

是的。人口普查总是会因新技术而改进，而它是民主的必要前提。你必须能够统计人口。

我试图把为民选政府行政管理目的而开发新工具这件事，与公司本身吞并政府职能区分开来——两者有多么不同。同时还要区分的是，这些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开始认为自己拥有的权力超过任何民族国家。所以当这些科技巨头谈论他们的宣言时——他们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价值观，但他们似乎很自在地将自己认定为掌握人类未来的人。他们的宣言关乎文明的未来、人类的未来。无论是周二他们要消除贫困和饥饿，我们都将生活在无工作的富足喜悦中，然后周三我们都会死——某种意义上这是同一个故事，因为它实际上关乎他们权力的积聚。他们不对任何人负责。关于“我们是怎么走到这里的？”我能给出的众多答案中，有一个是：这是美国政治失能的后果——在美国，企业拥有的权力比美国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大。

美国国会没有一项关于人工智能的有意义的立法。关于社交媒体，我们基本上什么都没有。这是我们现在要在法庭上争辩的事情。这些技术是在美国发明的，发明时所依据的条款完全没有任何政府监管，这是对自由意志主义政治哲学和企业权力积聚的双重让步。然后它们以同样的条款被出口到世界其他地方，于是无法无天本身也随之出口。

这些工具本身没有任何固有的反民主属性，正如它们也没有任何支持民主的属性。但这些公司将它们引入人群的方式，几乎无一例外地对民主不利。它对许多其他事情是有利的——人类知识的积累、我们通信的速度、我们更快转移货物的能力——但对民主不是。

（原文较长，此处译出前 6000 字，完整内容请点「打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