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文章批评左翼零工经济政策推高成本

Jarrett Dieterle, Santiago Vidal Calvo

左派对零工经济的战争

高昂的劳动强制令正在伤害它们本应帮助的那些劳动者。

最低工资强制令和增税等误导性的政府政策，已使部分城市中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等零工工作者所提供的服务成本飙升，从而减少了这些自由职业者的机会。（Leonardo Munoz/VIEWpress/Getty Images）

在西雅图，2025年一段30分钟的Uber行程平均花费60美元。同样时长的行程在纽约市要让乘客掏47.47美元，在洛杉矶为42.63美元。相比之下，在印第安纳波利斯，30分钟行程仅需28.33美元；在罗利为30美元。这种差异不仅仅是生活成本问题：西雅图的车费超过当地小时工资中位数的216%，而印第安纳州约为125%。根据Gridwise的分析，2025年网约车成本整体上涨了近10%。

尽管这些差异巨大的车费无法归因于某一单一原因，但误导性的政府政策显然难辞其咎。从最低工资强制令到增税再到保险规定，全国蓝色地区（民主党主政地区）的按需服务平台正被进步左派的“零工战争”步步紧逼。而消费者并不是唯一感受到影响的人。许多这类政策打着保护零工工作者的旗号推行，最终却伤害了它们本应帮助的那些人。

零工经济曾被誉为一股颠覆性力量，将实现地面交通的民主化、打破出租车牌照卡特尔、让世界各地的美食在15分钟内送上门；如今，它却在不断扩张的规则、收费和强制令体系下备受煎熬。过度监管正把它变成一个成本高昂、效率日益低下的行业，与此同时，它还日益成为政治打击的目标。

零工公司作为双边市场运作，连接消费者与工作者。因此，新税收和新监管可以通过降低平台利润率、提高车费和费用，或减少工作者的收入机会来消化。进步派政策制定者低估了这些取舍和溢出效应，往往削减了使零工工作具有吸引力的灵活性和开放准入。他们的努力正在扼杀数字时代最有前途的经济创新之一。

左派的零工战争至少可以追溯到2018年，当时加州最高法院作出Dynamex裁决，认定某快递服务公司的司机应被归类为雇员而非独立承包商。该裁决很快通过A.B. 5法案被法典化并扩大适用范围，该法案试图将大多数此类承包商重新归类为正式雇员，除非他们通过所谓的ABC测试：他们必须不受公司控制、从事公司常规业务范围之外的工作，并经营独立的行业或业务。其结果是，在该州，工作者——包括零工工作者——要获得独立承包商资格变得困难得多。

工会是A.B. 5的积极推动者，将其视为扩大工会会员规模的一种方式，因为雇员可以被组织起来，而独立承包商则不能。当时看来会有更多州效仿加州，实施严格的ABC测试，但这并未广泛实现。尽管如此，尽管重新归类零工工作者的推动似乎已经偃旗息鼓，进步派反对零工工作的运动只是开辟了新战线。

2018年，纽约成为全国首个为网约车司机制定最低工资的城市。2020年，西雅图紧随其后。同年晚些时候，加州选民通过了第22号提案，保证司机获得当地最低工资的120%。（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网约车公司是该提案的主要支持者，因为该提案还使它们免受A.B. 5的管辖。）

最低工资运动迅速蔓延到零工经济的另一个主要角落：外卖配送。2021年，纽约市再次成为进步政策的开路先锋，通过了全国首个针对基于应用程序的餐厅外卖工作者的最低工资规定。西雅图则在2022年通过自己的版本，再次扮演了支持角色。最近，纽约将最低工资扩展到了杂货配送工作者。

支持最低工资规则的最有力经济学理由是，平台市场可能并非完全竞争。网络效应、不透明的算法以及转换平台或多平台接单的障碍，可能赋予平台在薪酬和工作条件方面的支配力。来自其他在线劳动力市场的证据表明，平台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行使有意义的买方垄断力量。但这并不意味着最低工资规则必然改善工作者福利。相反，证据指出了一个潜在的市场失灵和一个恰当的检验标准：工作者通过潜在最低工资获得的更高工资收益，是否超过更高价格、需求减少和工作机会减少所带来的损失。

当纽约对基于应用程序的外卖配送实施最低工资法时，市场相应做出了调整。2024年第一季度的官方数据显示，消费者费用同比上涨58%，工作者账户数量下降9%，尽管配送量增长了8%，包括小费在内的时薪跃升了64%。到第四季度，取舍更加明显：配送工作者人数同比下降23%，而仍在工作的人收入增长了84%，配送量仅增长2%。

因此，经济上的取舍比简单说工作者赢了或输了更为精确：能够接到单的工作者收入更高，但平台通过转向为配送工作者安排排班接入，将工作集中在更少的活跃账户上。纽约最低工资生效后，一度有27,000名潜在配送工作者困在等待名单上，实际上被挡在市场之外。

（原文较长，此处译出前 6000 字，完整内容请点「打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