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战士兵口袋书如何改变老兵人生
来源标题:The G.I. and the Paperback: A World War II Love Story
二战期间,Armed Services Editions向美军士兵分发口袋书,许多从未完整读过一本书的年轻军人由此接触文学。战后,一位士兵给作者Helene MacInnes寄去博士文凭,感谢她的小说《While Still We Live》成为自己读的第一本书。这些书被士兵们传阅、交换,受欢迎程度堪比pinup gir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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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军队服务版”在士兵和水兵中广受欢迎的消息传回国内,委员会开始意识到这些书对战时军人日常生活的改善有多大。但即便是委员会也未能预料到,文学的发现会在未来几十年里对退伍军人产生何等深远的影响。
战前,美国成年人普遍接受的教育水平仅相当于四年级。许多年轻入伍者从未尝试过从头到尾读完一本文学作品。在横跨太平洋的漫长航行中和战区里安静的间歇期,这些军人几乎没有什么消遣,但他们口袋里有书。最终他们翻开了书页。很快他们便如饥似渴地阅读,像货币一样交换书籍,并称这些书“和pinup girls一样受欢迎”——这几乎是一个年轻士兵所能给出的最高赞誉。
战争结束多年后,一位“军队服务版”作者海伦·麦金尼斯收到了一名士兵的来信,随信附上了他的博士学位证书复印件。在此之前,他从未读过一本书,直到有人给了他一本她所写的悬疑小说《While Still We Live》的“军队服务版”。他太喜欢这部作品了,服役结束后便申请了大学,后来攻读了文学博士学位。尽管并非每个士兵都追求到博士 level 的高等教育,但回家后申请大学的人数惊人。军人对新接触到的文字读物的热情,加上政府资助教育的里程碑式激励政策——如《退伍军人法案》——的通过,促使近780万退伍军人利用了教育或培训福利,其中220万人专门进入大学就读。在1560万幸存的军人中,50%使用了该福利,超过14%的人因此有能力负担大学教育。正是这些受过教育的退伍军人,构成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繁荣中产阶级的骨干。他们将学习的热情灌输给家庭——在无数家庭中,一代又一代,书架上的书和墙上的文凭成倍增加。
对于那些战后并不渴望文凭的退伍军人来说,他们至少培养了对文学的品味,并且习惯了平装本的形式。1939年,美国印刷的平装书不足20万册。到1950年,平装书出版商遍地开花,当年印刷了近650种不同的书目,售出超过2亿册——比当时全国每个成年人都买一本的销量还要多。一场文化革命已经发生,永远地改变了美国出版业。平装书销量占据了市场的显著份额。一般图书销量创下历史新高,这既得益于繁荣而热切的中产阶级消费者的个人购买,也得益于与联邦实体采购合同的增加——这是委员会所建立的民间与政府合作关系的延续。
“战时图书委员会”的联合堪称民间行业领袖团结起来应对政府无法解决的军事挑战的光辉典范。当今天的国防创新越来越趋向于过度工程化和深度技术化时,或许又到了退后一步、思考当今军人哪些需求尚未得到充分满足的时候了。有哪些简单的解决方案可以在有意愿的民间合作伙伴帮助下实现,从而服务他们?
当我们反思战争及其一切残酷时,很容易聚焦于最血腥的叙事,而忘记少数令人振奋的故事。从冲突中汲取的教训不一定总是战术性的或技术性的。铭记二战中士兵与平装书之间的爱情故事,正是对这一点的肯定。它也提醒我们,士兵、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战士,但他们也是人。他们理应享有人的乐趣和逃避,因为谁知道这样的礼物能带他们走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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