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中的计时:时间关乎生死与战略
来源标题:Zero Hour: Telling time was a matter of survival and strategy during WWI (2014)
一战期间,准确掌握时间成为关乎生死与战略的关键。匈牙利艺术家Béla Zombory-Moldován在回忆录《The Burning of the World》中记述,他在加利西亚战场负伤撤离时,随身怀表完好无损,他视其为连接旧日生活的“忠实伙伴”。战时通信技术需快速进步以配合新式武器,仅西线战线就绵延超过400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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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的燃烧》这本新近发现的回忆录中,匈牙利艺术家、军官兼社交名流贝拉·佐莫里-莫尔多万记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初几周的经历,他频繁提及自己对怀表的依恋。当他在加利西亚森林中混乱的战斗中受伤时,在痛苦地撤离该地区的过程中,他发现怀表安然无恙,并盛赞“我忠实的伴侣、我命运的分担者、连接我与昔日生活的同志”得以幸存。这不仅仅是一块表,几乎是一个奇迹:“不只是一件物品,而是一位真正忠诚的朋友。我左手握着它,看着它一秒一秒地计量时间,惊叹不已。”
如何辨别时间在大战期间关乎生存与战略,在这场战争中,通信技术必须迅速发展以跟上新式战斗仪器的步伐。这场战争是毁灭创新的熔炉,氯气、坦克和重型火炮以新的方式窒息、碾压和消灭人体。庞大的军队在史无前例的距离上对峙挖壕——仅西线就从瑞士边境延伸到北海,绵延超过四百英里。由于大量步兵转入地下,简单喊叫或吹响猎号作为进攻信号已不再可行,各团也无法再骑着马骄傲而显眼地共同前进。相反,协调时间并准确报时变得必要;“对表”这一做法和说法正是在战争期间因这一需求而诞生的。拥挤战壕中的军官注视着秒针一格格走动,然后吹响哨子集结士兵,士兵们爬上梯子冲入等待着的枪林弹雨。“零时”一词——那个无可挽回的时刻——首次记录于1915年11月的《纽约时报》:“9月25日凌晨5:05,一条消息传到掩体,‘零’时,即毒气开始释放的时间,将是凌晨5:50。”为毒气这样不可控且依赖天气的进攻指定精确时间,其中的讽刺意味未被提及。
保罗·福塞尔在其1975年颇具影响力的研究著作《大战与现代记忆》中指出,日出和日落支配着士兵的战壕生活及其对时间流逝的理解。这些“戒备”时段是高度紧张和观察的時刻,士兵们在加高的射击踏台上守望,透过野战望远镜竭力辨认任何动静。不下雨的时候,头顶平坦无垠的田野上空会在他们等待时迸发出绚烂色彩——美与恐惧令人难忘地交织在一起。(福塞尔写道,“黎明从未从大战对它所做的那些事中恢复过来。”)黎明和黄昏是不可回避的自然时间标记,既平凡又神秘。“黑暗碎裂消逝。/还是那古老的德鲁伊时间,一如既往,”艾萨克·罗森伯格在1916年的诗作《战壕中的破晓》中如此写道。黎明无情,士兵们无力躲避,无法加速或减缓它的到来。于是怀表给人一种掌控时间的幻觉,一种支撑前线生活的幻想。正如佐莫里-莫尔多万所暗示的,怀表不仅仅是实用之物;它是通往一个男人可以自由安排自己的约会、掌控自己生活的世界的纽带。
自十八世纪以来,需要报时且想展示财富的绅士们携带怀表,或是敞面设计,或是带有弹簧盖的款式,以保护精致指针和表盘免受损坏。大多数普通人不需要知道晚上是七点半而非黄昏;他们通过教堂钟声、日出和习惯来辨别时间。直到十九世纪中叶铁路扩张,分钟才真正被计量、纳入时刻表并实现同步。但对于上战场的士兵来说,怀表笨重而脆弱;从口袋中取出、打开表壳、再安全放回都需要时间。另一种选择——将表绑在手腕上——似乎显而易见,却带来了一个截然不同且更棘手的问题。“腕带”(直到1920年代人们都这么称呼)是为女性设计的。顾名思义,它们本质上是用于炫耀珠宝(和优美手腕)的手链,配备微小的表盘作为装饰而非实用。需要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品牌重塑运动之一,才能说服军人将时间绑在手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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