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aleb撰文谈死语言的刻板之美:只宜书写不宜口语
来源标题:The Beautiful but Annoying Rigidity of Dead Languages
Nassim Nicholas Taleb在文章中讨论死语言的特性:这类语言不用于日常对话,只为学术和宗教书写而保留,因此能跨越国界与世代,处理抽象普遍的议题。他指出,在咖啡馆等日常场合使用这类语言会显得荒谬,并以一位前法国文学教授在交易室中像在巴黎圣母院演讲为例说明这种违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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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sim Nicholas Taleb 2026年11月21日 190 22 24 分享
有些语言是不能说的。它们不是用来对话、点卡布奇诺,或是周日晚上给妈妈打电话的。它们是用来书写的,专属于学术和宗教用途,不受粗俗与亵渎的污染。即便被说出,也必须带着最低限度的庄严。
为什么?因为它们不依赖于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所以能够跨越国界与世代。它们让你得以处理那些超越世俗、具有普遍性的抽象事务。而如果你用这类语言写作,你就能被后世的人读到,说不定还能被已经过世的人在阴间闲着无聊时翻一翻你的东西。
反过来,你要是在街角咖啡馆里用这种语体说话,就会显得很可笑。我记得在一间交易室里,听到一位美国的前法国文学教授像在巴黎圣母院发表演说那样讲话,那种违和感有多强烈。当他切换回英语,他就恢复正常了。
当然,把这两类语言混在一起是个错误——这是一种只有受过教育的人才会犯的、普洛克鲁斯忒斯式的错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就干了这么件事:它在1960年代允许使用地方白话,也就是你点两个汉堡配薯条时用的那种语言,结果导致教会拉丁语(它本身就被称为“通俗”拉丁语,算是古典拉丁语的低阶后裔)被取代。与此同时,虔诚的穆斯林和犹太人每天分别用大约一千五百年和两千五百年未曾改变的语言祈祷五次和三次(而且祈祷者很少能听懂),前者在增长,而天主教在那段时期之后开始急剧萎缩。如果祈祷必须和换汽车机油、修空调处于同一个语域,那它根本就不是祈祷。在一个专属于神圣的领域里允许使用世俗语言,其不当程度差不多等于邀请人们在天主教周日礼拜时吃他们重新加热的披萨。
想想看,西塞罗和艾萨克·牛顿相隔十八个世纪,却能互相读懂——意思是他们大体上、在语法层面用的是同一种语言写作(尽管有些概念对西塞罗来说肯定很费解)。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阿希卡尔的故事》(公元前5世纪甚至7世纪)的阿拉米语与诸如雅各布·塞鲁格(公元6世纪)或巴·赫伯拉乌斯(13世纪)这样的叙利亚语作家所用语言之间的相似性。更惊人的是,al-Mutanabbi(公元10世纪)所写的语言,与3至7世纪前伊斯兰时期的作者、19世纪阿拉伯语的任意一位散文作家、或是一位做例行周五讲道的伊玛目所用的语言完全相同。如果一种语言在这么长的时期里没有变化,那就意味着它根本不曾被口头使用。我还要更进一步说:如果它们根本不曾被口头使用,那它们甚至可能是由诗人和学者构造出来的,基于某些地区性词汇的融合——我敢打赌,古典阿拉伯语从来就不曾作为口语存在过,而是由在节庆场合相聚的游吟诗人的诗句汇编而成的词典式复合体。(我是通过观察他们现代的对等物——zajal诗人——在吟诵作品时如何改变口音而推断出这一点的。)许多学习古典阿拉伯语(即上面提到的Mutanabbi的语言)的人震惊地发现,它帮不了他们点咖啡、买违禁药品,或者在一个官方讲阿拉伯语的国家里进行基本交流。这是完美的双语双言制:除政府文件或官方通讯之外,实际上没人说这种语言,而各地的白话彼此几乎无法互通。作为一个推论,没人用白话写作,因为这被认为极其粗鲁(也许埃及除外)。于是那些从不说英语的人最终用英语发消息,因为用白话写作似乎不自然。
很容易注意到,语言一旦被口头使用,变异就太快了。正如两个村庄会有不同的口音——尤其是位于山区的村庄——同一个村庄也会在一辈子的时间里改变自己的口音,这对我们这些记忆保存完好、活了一把年纪的人来说堪称奇观。我最近去了澳大利亚(那个时差折磨人的地方),见到了来自我祖籍村庄Amioun的人。我震惊地发现,他们说的是20世纪初的方言,因为他们在自己社群之外从不使用黎凡特语言,他们的语言也没有被电视和故国的语言演变所改变——不过奇怪的是,他们的英语倒是与时俱进。
关于语域二重性,还有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论据:阿拉米语之所以能从黎凡特传播到埃及和巴克特里亚,靠的是并不说它的阿契美尼德波斯人——他们的语言是印欧语系。但他们的书吏说阿拉米语。因为有一批专门负责读和写的人,而阅读所用的语言必须与书写所用的语言一致。
所谓的Betamax问题被用作主要的教学案例,说明由于网络效应,事物会在没有任何必然可见优势、并非最优的情况下确立下来。一种叫VHS的视频协议胜出了,尽管它在技术上被认为更差,原因是兼容的机器和磁带大量普及,使得采用竞争格式的成本越来越高。同样,一旦一种行政语言确立下来,就很难连根拔起:书吏习惯了它,档案也是用它写成的。罗马人未能在东方(贝里图斯之外)强推拉丁语,而大马士革的阿拉伯行政机构花了一个世纪和相当大的力气才从希腊语转向阿拉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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