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得最少的政府最好”这句话最早出自谁口？

“管事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这句话常被归到亨利·戴维·梭罗名下，出自他1849年的《论公民的不服从》，又名《对公民政府的抵抗》。（有时也有人把它归给托马斯·杰斐逊或约翰·洛克，但尽管这句话也许很好地概括了他们的一些思想，据我所知，他们的著作中并没有出现过这句话。）但梭罗其实是借用了一个已经存在、几乎一模一样的说法——“最好的政府是管事最少的政府”；而他这样做，实际上是为了主张彻底废除政府，而不只是小政府：

我由衷地接受这句格言——“管事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我希望能看到它被更迅速、更系统地付诸实践。付诸实施之后，它最终归结为这一点，而我也相信这一点——“根本不管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而当人们为此做好准备时，他们就会拥有那样的政府。政府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但大多数政府通常如此，所有政府有时如此，都是不明智的。

他所指的那句格言，显然出自《美国杂志与民主评论》。该刊1837年由约翰·奥沙利文创办（他后来在1845年因用“昭昭天命”一语支持吞并德克萨斯和俄勒冈地区而闻名）。在该刊第一期第6至7页，登载了这样一段话（段落分隔和着重号为引用者所加）：

正是在“政府”这个词之下，潜伏着那种不易察觉的危险。若把政府理解为一种中央集权的权力，负责管理和指导社会各种普遍利益，那么一切政府都是恶，而且是恶之源。

按该词的通常含义，一个强大而活跃的民主政府也是一种恶，它与强大的专制统治相比，只是在程度上和作用方式上有所不同，本质上并无区别。这种差别固然巨大，然而，既然这些强大的政府权力必须由人来行使，正如专制权力也必须由人来行使一样，那么归根结底，这只不过是程度上的差别；走向道德败坏和暴政的倾向是一样的，尽管在一者中，恶果的发展比在另一者中要缓慢渐进得多。因此才有煽动家——因此才有派系——因此才有暴民——因此才有暴力、放荡和动荡——因此才有各党派及其领袖争权夺利的野心角逐——因此才有多数派及其领袖对权力的滥用——因此才有局部利益对整体的间接压迫——因此才有（可怕的征兆）国家伟人以及国家本身的道德败坏，而且除非国家的健全爱国力量及时奋起，改革那些原则和祸患的根源，否则这种败坏会逐渐发展到那样的成熟阶段：届时，要摆脱道德和实际混乱的纷扰，只能躲进一个有活力的武装专制统治的庇护之下。

管事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任何人类受托者，都不该被安全地赋予就社会普遍利益进行立法的权力，从而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社会的产业和财产。这种权力必定永远极易遭到最有害的滥用，因为一切人类立法在判断的智慧和目的的纯洁性上都天生不完美，又不断受到局部利益压力的影响；这些利益本质上既自私又暴虐，同时在一切欺骗和腐败伎俩上又始终警觉、坚持不懈、狡黠多端。

事实上，完全可以援引人类社会和政府的全部历史作为证据，说明这种权力的滥用超过其有益使用一千倍还不止。自创世以来，立法一直是人类所遭受的一切道德和实际祸患中十分之九的丰饶根源，也是人性自我堕落、被束缚和被压迫的根源。

政府应当尽可能少地涉足人民的普遍事务和利益。一旦它把这些职能当作自己正当的活动领域承担起来，就不可能对它说“你只能走到这里，不能再往前”。也不可能把它限制在共同体的公共利益之内。它会不断干涉私人利益，播下腐败的种子，最终导致社会道德败坏。

它的国内活动应限于司法行政，以保护公民天生的平等权利和维护社会秩序。在其他一切方面，自愿原则，即自由的原则——造物主的神圣治理类比启示给我们的原则，而且我们已经在宗教这一重大社会利益中以完全成功的方式予以确认——提供了真正的“黄金法则”，唯有它才充分有能力从性格、观念、动机和利益的混乱——即人类社会——中，造就出秩序与幸福的最好的总体结果。

只要提供人与人之间司法行政体系的一个单一核心，在这一原则的可靠作用下，那些漂浮的原子就会自行分布和结合，正如我们在美丽的自然结晶过程中所看到的那样，产生出远比政府以其“扶持之手”借口指导而实则扰乱这一过程所能得到的更为完美和和谐的结果。自行确立并找到自身水平的自然法则才是最好的法则。道德世界和物质世界出自同一只手；我们感到清楚而坚定地确信：在道德世界中，我们同样可以放心地信赖那些自发行动和自我调节的基本原则，正是这些原则造就了物质世界的美丽秩序。

（原文较长，此处译出前 6000 字，完整内容请点「打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