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戈雅两次重病如何影响其画作
来源标题:Painting with impaired vision: Francisco Goya
研究分析了画家Francisco Goya在1792-93年和1819年底两次重病对其绘画的影响。文章指出,视力障碍可能在任何年龄发作,对画家影响尤为严重。戈雅早年曾为西班牙王室创作挂毯草图,画面细节繁复,对织工构成很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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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视力疾病可能在任何年龄发作,而不是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恶化。幸运的是,那些严重到可导致失明的眼疾很罕见。当它们发生在画家身上时,其影响是毁灭性的。尽管病因仍有争议,但弗朗西斯科·戈雅(Francisco Goya)经历过两次重病发作,第一次是在1792-93年冬天他职业生涯的巅峰时期,第二次是在1819年底他年事已高之时。本文展示这些疾病对他的画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戈雅的许多画作原本是作为草图,被制成挂毯供西班牙王室装饰宫殿之用。在这些作品中,他似乎乐于用自己精细的写实风格给织工们出难题。
在他那幅极为精细的《圣伊西德罗节日的草地》(The Meadow of San Isidro on his Feast Day,1788年)草图中,问题显而易见——这幅画仅42×90厘米,却将前景中的上层阶级人物、中景的人群以及背景中马德里城的壮丽全景融为一体。
这幅《圣伊西德罗隐修院》(The Hermitage of San Isidro,1788年)草图细节稍少,但我确信它仍然会让织工们的活儿变得棘手。
作为国王新任命的宫廷画师之一,戈雅的日常工作是为宫廷成员绘制肖像。这幅《奥苏纳公爵夫妇及子女》(The Duke and Duchess of Osuna and their Children,1788年)是一幅动人的全家福,想必当时大受赞赏。
次年,他完成了国王的一幅全身像和另外两幅更著名的半身像,其中《穿红衣的卡洛斯四世国王》(King Carlos IV in Red,1789年)是我最喜欢的一幅。国王服饰上银色装饰的精细细节极为出色。
1790年,新国王委托戈雅为埃斯科里亚尔皇家宫殿绘制挂毯草图,这后来被证明是他最后一组挂毯草图。选定的主题是乡村与幽默题材,这想必是更大的挑战。他至少完成了六幅草图,到1792年底,戈雅据此完成了十二幅挂毯草图(cartoons)中的至少七幅。
《稻草人偶》(The Straw Manikin,1791-92年)描绘了四位衣着时髦的妇女用毯子抛掷一个人偶,这可能影射米格尔·德·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的畅销小说《堂吉诃德》中桑丘·潘沙在客栈的不幸遭遇。
《婚礼》(The Wedding,1791-92年)展现了一场滑稽的婚姻,一群不般配的宾客聚集在一座城堡看似干涸的护城壕中。
1792年底,戈雅显然患上了腹绞痛,次年年初他获准前往安达卢西亚休养,但只走到了加的斯,便不得不停下来康复。他在那里卧床两个月,期间反复腹痛。他出现严重眩晕,有时部分失明,还有严重的耳鸣和耳聋。
现代推测的病因包括油画颜料导致的铅中毒,尽管某种传染病更为可能,很可能是脑膜炎或脑炎。无论病因如何,它都对戈雅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并改变了他的艺术。直到次年三月,仍有报道称他饱受耳鸣之苦,尽管视力在好转,也不再眩晕。他肯定已在六月初回到马德里,当时他又能在这座城市里四处走动了。
戈雅的《画室自画像》(Self-portrait in the Studio)或许是他最著名的自画像,但其创作年代仍有争议。有人认为它是戈雅1785年绘制早期挂毯草图时所作,但也有人认为它作于1792-93年那场大病前不久或刚病愈之后。尽管画中的他衣着讲究,甚至像他喜爱的“马霍”(Majo)浪荡儿,戴着一顶布满金属夹子的奇特帽子,但这幅画其实远没有看起来那么矫饰。比如,帽子上的夹子让他能固定蜡烛,以便在黑暗中作画。他的调色板上不超过十几种颜色,那种漫射的逆光效果也是他许多作品的典型特征。
1793年康复期间,戈雅创作了一系列作品,其中一些画在镀锡铁皮上,他将这些作品寄给鉴赏家兼收藏家伊里亚特(Iriarte),以便向学院院士们展示。其中八幅描绘了斗牛的各种场景,但另有六幅涉及截然不同的主题。
《流浪艺人》(The Strolling Players,1793年)是这些作品中最轻松的一幅,展示了一小班巡回演员表演当时流行的即兴喜剧。场景似乎设在马德里曼萨纳雷斯河畔,舞台后方挤满了观众。其他作品则在各种意义上都更为阴暗。
尽管有人提出《海难》(The Shipwreck,1793-94年)可能描绘的是圣经中的大洪水,但拍岸的浪涛和岩石海岸更可能表现的是遇难船只的幸存者上岸,左侧几只作为漂浮残骸的木桶证实了这一点。尽管戈雅一生大部分时间在内陆度过,但他也曾航海旅行,想必熟知许多海难故事。
这组作品的最后一幅《疯人院庭院》(Yard of a Madhouse,1794年)或许为戈雅后来的绘画奠定了基调,它令人不安地窥视了那些因精神疾病而被实际囚禁者饱受折磨的生活。他们在墙下阴暗处扭打尖叫,而头顶的天空中却有明亮的希望之光。
除肖像画外,1790年代后期戈雅还创作了若干大型素描系列,其中许多被他制成了版画。其中较为著名的是1797-98年的《狂想曲》(Los Caprichos)。与此同时,他为奥苏纳公爵夫人的书房绘制了六幅以巫术为主题的作品。这些作品本身并无阴森之处:这在当时是热门题材,画家的某些朋友似乎也为之着迷。但结合上述主题来看,它们显示出戈雅艺术基调的转变——从早期挂毯中轻松愉快的乡村场景,转向灵魂中逐渐积聚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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