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chard Stallman 提出「更糟即更好」设计哲学

我以及几乎所有 Common Lisp 和 CLOS 的设计者，都深受 MIT/斯坦福设计风格的熏陶。这种风格的精髓可以用“做正确的事”来概括。对于这样的设计者而言，把以下所有特性都做对至关重要：

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认同这些是好的特性。我将这种设计哲学的运用称为 MIT 方法。Common Lisp（含 CLOS）和 Scheme 代表了 MIT 的设计与实现方法。

“更差即更好”哲学则略有不同：

早期 Unix 和 C 是这一设计流派的应用实例，我将这种设计策略的运用称为新泽西方法。我故意对“更差即更好”哲学做了夸张的讽刺描绘，是想让你们相信它显然是一种糟糕的哲学，新泽西方法是一种糟糕的方法。

然而，我相信“更差即更好”——即便以其稻草人形式出现——也比“做正确的事”具有更好的生存特性，而且用于软件时，新泽西方法比 MIT 方法更好。

让我先讲一个故事，它表明 MIT/新泽西的区分是成立的，而且两种哲学的信奉者都真心相信自己的哲学更好。

两位名人，一位来自 MIT，另一位来自伯克利（但从事 Unix 工作），曾会面讨论操作系统问题。来自 MIT 的那位了解 ITS（MIT AI 实验室的操作系统），并且读过 Unix 源码。他感兴趣的是 Unix 如何解决 PC loser-ing 问题。PC loser-ing 问题出现在用户程序调用系统例程执行一个可能带有大量状态（如 IO 缓冲区）的耗时操作时。如果操作期间发生中断，就必须保存用户程序的状态。由于系统例程的调用通常是一条指令，用户程序的 PC 不足以完整捕捉进程状态。系统例程必须要么回退，要么继续推进。正确的做法是回退，并把用户程序的 PC 恢复到调用系统例程的那条指令，以便中断后恢复用户程序时，例如重新进入该系统例程。之所以叫 PC loser-ing，是因为 PC 被强制进入 loser 模式，而 loser 在 MIT 是对用户的爱称。

MIT 那位没有看到任何处理这种情况的代码，便问新泽西那位这个问题是如何处理的。新泽西那位说，Unix 的人知道这个问题，但解决方案是让系统例程总是执行完毕，不过有时会返回一个错误码，表示系统例程未能完成其动作。于是，正确的用户程序必须检查错误码，以决定是否简单地重试该系统例程。MIT 那位不喜欢这个方案，因为它不是正确的做法。

新泽西那位说，Unix 的解决方案是对的，因为 Unix 的设计哲学是简单，而“做正确的事”太复杂。再说，程序员可以很容易地插入这个额外的测试和循环。MIT 那位指出，实现是简单，但功能的接口复杂。新泽西那位说，Unix 选择了正确的权衡——即实现简单比接口简单更重要。

MIT 那位于是嘟囔了一句“有时候需要硬汉才能做出嫩鸡”，但新泽西那位没听懂（我也不确定我懂不懂）。

现在我想论证“更差即更好”更好。C 是一门为编写 Unix 而设计的编程语言，它是用新泽西方法设计的。因此，C 是一门容易写出像样编译器的语言，它要求程序员编写易于编译器解释的文本。有人称 C 为花哨的汇编语言。早期 Unix 和 C 编译器结构简单、易于移植、运行所需机器资源少，并提供你想要的操作系统和编程语言功能的约 50%–80%。

任何时刻存在的计算机中有一半比中位数更差（更小或更慢）。Unix 和 C 在它们上面运行良好。“更差即更好”哲学意味着实现简单具有最高优先级，这意味着 Unix 和 C 易于移植到这类机器上。因此，人们预期，如果 Unix 和 C 所支持的 50% 功能令人满意，它们就会开始到处出现。它们确实如此，不是吗？

Unix 和 C 是终极计算机病毒。

“更差即更好”哲学的另一个好处是，程序员习惯于牺牲一些安全性、便利性、省心程度，以换取良好性能和适度的资源占用。用新泽西方法编写的程序在小机器和大机器上都能很好地工作，而且代码可移植，因为它是建立在病毒之上的。

重要的是要记住，初始病毒必须基本是好的。如果是这样，只要可移植，病毒式传播就有保证。一旦病毒传播开来，就会有压力去改进它，可能是把功能提升到接近 90%，但用户已经被驯化到接受比“正确的东西”更差的东西。因此，“更差即更好”的软件首先会获得认可，其次会驯化其用户预期更低，第三会被改进到几乎就是正确的东西的程度。具体来说，尽管 1987 年的 Lisp 编译器与 C 编译器差不多好，但想改进 C 编译器的编译器专家比想改进 Lisp 编译器的多得多。

好消息是，1995 年我们将拥有一个好的操作系统和编程语言；坏消息是，它们将是 Unix 和 C++。

（原文较长，此处译出前 6000 字，完整内容请点「打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