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学家韦伯出新书,主张以'反法西斯经济学'降低基本生活品价格
来源标题:'Anti-fascist economics' would lower cost of basic essentials, author says
德国经济学家Isabella Weber在新书中提出'反法西斯经济学',主张政策制定者应把基本生活品的可负担性作为核心。她认为住房、食品、能源、水、医疗、交通等必需品价格飙升正在严重考验民主制度,需要以'结构性措施'改变社会的供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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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者伊莎贝拉·韦伯指出,生活必需品价格飞涨正在严峻考验民主制度。她在新书中提出,政策制定者应将可负担性置于“反法西斯经济学”的核心位置。韦伯博士认为,这需要采取“结构性措施”,改变社会提供基本必需品的方式。
什么是“反法西斯经济学”?德国经济学界新星伊莎贝拉·韦伯认为,这是我们亟需重新追求的目标。她指出,法西斯主义已经卷土重来。我们的经济和政治体系不再改善人们的生活,民众对此深感愤怒。民主无法在万亿富翁的存在下存续,我们必须开始对亿万富翁合理征税。她表示,非自由势力正在利用选民的愤怒,他们不去解决民众痛苦的物质根源,而是刻意将人们的怒火引向移民和其他少数群体,并许诺民族主义、种族纯洁或父权制能带来救赎。她主张,要对抗这一现象,必须让住房、食品、能源、水、医疗、交通等生活必需品重新变得可负担,让每个人无论家庭收入或阶级,都能享有过上有尊严生活的基础。
“有趣的是,今天我们竟把反法西斯经济学视为挑衅性的主张,”她在ABC《商业日报》播客节目中表示。“在20世纪40年代,经济学家主流观点恰恰认为,经济学理应在‘绝不再犯’中发挥作用。”“我认为今天整个西方世界再次处于民主的深层危机之中。极右翼势力正在抬头。民主的不稳定程度是40年代以来所未见的。”“我认为民众的态度非常明确——他们说再也无法忍受现状了,”她说。
韦伯博士是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经济学副教授,2021年12月一举成名(或说引发争议)。她在《卫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新冠疫情封锁之后,或许值得对某些产品实施临时性、战略性的价格管制,以防止系统性重要行业的大企业借混乱之机牟取暴利(并将高价传导至整个经济体系)。她表示,价格管制在20世纪40年代是经济管理的标准工具。在战争经济向战后和平经济过渡的转型期,当国内供应恢复、被压抑的消费需求(及高额家庭储蓄)释放之际,价格管制曾被用来防止通胀危险飙升。她认为这两个历史时期存在强烈的相似之处。但文章引发的反响立竿见影。
“短短几小时内,33岁的韦伯就从一位默默无闻但受人尊敬的学者……变成了经济学界最受憎恨的女性——仅仅因为她提议‘认真讨论战略性价格管制’,”扎克·卡特在《纽约客》上写道。韦伯同意她的文章“触动了经济学界深处的神经”。
“将定向价格管制作为紧急措施认真考虑的想法,得到的反应就好像我建议在梵蒂冈举办色情展览一样,”她在书中写道。“[但]数月来,在与股东的公开财报电话会议上,企业领袖们一直兴高采烈地庆祝疫情、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和供应链混乱提供了提价的绝佳机会。”“正如我和合著者后来利用大语言模型分析138,962通财报电话会议的研究所显示的,企业领袖倾向于对全面性成本冲击发表正面看法——这种冲击对工人和家庭产生负面影响,但有利于定价和利润。”
时间快进到2026年,韦伯表示,许多国家仍在经历的高通胀只是众多问题中的一个。她说,这加剧了数百万人几十年来所处的压力锅环境——住房、食品、能源和医疗等基本必需品的成本上涨速度远远快于电视、电子产品和玩具等非必需品的价格。下图展示了2000年至2022年间美国必需品和非必需品价格的变化。几年前发布时曾在互联网上疯传。它揭示了韦伯博士关于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下不平等驱动因素的观点。她说,当世界上最富裕国家的人们仍然难以支付基本生活费用时,他们如此愤怒并不令人意外。
在书中,她论证道,现代基本公共服务和住房的稀缺是数十年紧缩政策和“不惜一切代价的市场从属”的产物,而这种稀缺已成为“仇恨的温床”。“必需品的价格冲击永远同时是不平等的冲击,”她写道。“通常我们只考虑工资停滞等收入动态作为不平等加剧的驱动因素……[但]必需品的价格上涨可能具有同等重要性。”
在书中,她解释说反法西斯经济学并非她的独创。它曾经是司空见惯的。卡尔·波兰尼——这位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对法西斯主义进行理论化研究(并因此不得不逃往伦敦)的奥地利流亡学者——就是详细论述过这一概念的经济学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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