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蒂文·约翰逊时隔多年重访格林尼治天文台
来源标题:Time Solved Space
作家史蒂文·约翰逊上周六独自在伦敦,临时起意前往格林尼治进行午后游览。这是他自12岁首次到访伦敦后再次来到格林尼治。他此前曾制作关于钟表制造与时间测量史的电视节目,其中包含时区发明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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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ven Johnson 2026年11月9日 43 6 8 分享 上周六我恰好独自在伦敦,日程表上空空如也,于是下午便朝圣般去了格林尼治,做了些游客常做的事:横跨本初子午线,呆呆地看那些经度钟,从皇家天文台所在的小山上饱览城市的绝佳景色。我相当确定,自从十二岁第一次来伦敦之后,我就再没去过格林尼治——考虑到我做过一整部关于钟表制造史和时间测量史的电视节目,这实在有些说不过去,那节目里还有一段相当长的段落专门讲时区的发明。我不太清楚为什么那一集我们选择不去格林尼治拍摄——制作团队全都驻在伦敦,而且至少三分之一的内容是在英国拍的——但鉴于这段职业履历,我显然早就该去一趟了。
时区的历史恰恰落在《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的》这个项目想要触及的甜蜜点上:选取现代世界中某个已经彻底融入日常生活、我们甚至从不把它当作一项发明来看待的侧面——一个对曾经看似无法逾越的复杂问题的绝妙解决方案。它也印证了贯穿我多部著作的另一个主题:一些最基础、最具生成力的创新,恰恰来自非专有的公共部门标准。没有人拥有格林尼治标准时间,也没有人拥有如今世界被划分成的其他二十三个全球时区;它们是一种集体财富,我们所有人都以无数微妙的方式从中受益,支撑着一个庞大的商业活动生态系统。
对标准化时间的渴求完全是工业时代的产物。有些技术为人类古老的需求提供解决方案:帮助我们更有效地沟通、填饱肚子或走得更快的工具。但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才有人想到去创造时区,因为它们所解决的问题当时根本不存在。在那之前,一切时间都是地方性的。世界上部分地区出现的机械钟和怀表,带来了为特定地点维持一个官方时间的概念——由日晷确定,再通过显眼的时钟或教堂钟声向社区广播。格林尼治本身之所以成为伦敦的计时中心,部分原因在于天文台位于泰晤士河上方山丘上的显眼位置,来往河上的水手很容易看到;从1833年起,一颗红色的“报时球”——纽约时报广场新年落球的远祖——会在下午1点整从天文台的弗拉姆斯蒂德楼顶落下。天文台博物馆里我最喜欢的一件历史趣闻展品提到,落球装置出现之后,伦敦涌现出收费提供钟表对时服务的商业机构。一位名叫John Henry Belville的创业者每天在皇家天文台校准一次他的精密计时器,然后跑遍伦敦为客户设定时钟和手表,确保它们与格林尼治时间完全对齐。
但尽管有这种精确性,格林尼治时间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种地方标准。即便你向西或向东只移动几英里,与太阳相对关系的改变也会让日晷显示出不同的时间。你可能站在一座城市里,时间是下午6:00,但仅仅隔了三个镇,正确的时间就是6:05。正如我在《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的》中所写,如果你在170年前问现在几点,在印第安纳州你至少会得到二十三个不同的答案,在密歇根州是二十七个,在威斯康星州是三十八个——全都基于各州城镇的官方地方时间。
但同样,这种不规则最奇怪的地方在于,根本没人注意到它。它压根就不算个问题。1833年,你无法直接和三个镇以外的人说话,而沿着不可靠的道路低速过去也要一两个小时。所以各镇时钟之间几分钟的模糊根本不会引起注意。可一旦人和信息开始以更快的速度移动,缺乏标准化就突然变成了巨大的头痛。火车时刻表尤其是一场噩梦。说来也巧,我正写这篇文章时就在从柏林开往阿姆斯特丹的火车上,大致向西以80英里的时速行驶。多亏了标准化时间的发明,搞清楚我何时出发、何时到达很简单:车票上写着列车9:09出发,下午4:01到达,而在这两个地方,我的手表都会一致。但在时区被创造出来之前,这会混乱得多:我抵达阿姆斯特丹时手表仍然显示4:01,但当地时间要比这慢34分钟——下午3:27。如果我要换乘另一列经过阿姆斯特丹的火车,我甚至怎么知道它的时刻表遵循的是哪个当地时间?是遵循始发地的地方时间,还是终点站的地方时间?抑或是中间某个显眼城镇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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