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提出复杂性可能成为进化陷阱,增加系统崩溃风险
来源标题:Complexity as an Evolutionary Trap
一项分析提出,高度社会复杂性虽被视为进化成功的标志,但在环境急剧失稳时会转化为脆弱性来源。该分析在恐龙灭绝、青铜时代文明崩溃和21世纪初系统性危机三个层面展开。其假设认为,白垩纪晚期部分恐龙已形成角色分工固定化的复杂群体,而当时哺乳动物多为无 rigid 行为规范的小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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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灭绝与文明崩溃的成因问题,传统上是从外部因素的角度来考察的:天文灾变、气候变迁、外族入侵。然而,内部因素——即遭受冲击的系统本身的结构——似乎同样重要。本文探讨这样一个假说:高度社会复杂性被视为进化成功的标志,但在环境急剧失稳的条件下,它会转变为脆弱性的来源。分析在三个历史-系统层面上展开:白垩纪—古近纪界线上的恐龙灭绝、青铜时代文明的崩溃,以及二十一世纪初的系统性危机。
一种广为流传的假说认为,到白垩纪末期,许多恐龙类群——大型角龙类、鸭嘴龙类、蜥脚类——已经形成了复杂的群体社会,具有明显的角色分工,且这种分工在个体发育早期就被 rigidly 固定下来。相比之下,那个时代的哺乳动物主要以小群体形式存在,没有严格的行为调控。问题在于,这种社会组织上的反差,在陨石撞击之后可能在多大程度上加剧了恐龙的命运。
一个角色固定的系统在稳定环境中是最优的:它适应了数百万年反复出现的条件——相同的迁徙路线、水源、等级关系。然而,在环境的灾难性变化下,刚性变成了致命缺陷。一位记得通往远处水塘路线的首领的死亡,可能使一个体格强壮的群体陷入行为上的呆滞状态:那些神经生物学和激素背景适应于严格从属关系的个体,被证明无法迅速重组其社会组织,也无法“重新选举”一位首领。
刚性等级制以优势个体对从属个体的压制为前提。在全球性饥荒的条件下,具有这种结构的社会性动物常常表现出繁殖的崩溃:优势雌性不再接纳雄性,从属者的后代被摧毁。习惯秩序崩溃所带来的压力,甚至能够在仍有残余食物资源可用的情况下阻断繁殖。巨大的体型(因而也就是巨大的热量需求)与社会压力的结合,将生存机会降至最低。
栖息于洞穴中的小型哺乳动物,按照个体自主或简单家庭群体的原则运作。群体中单个成员的死亡并不会摧毁其余成员的行为程序:行动由简单的本能支配——保持温暖、寻找种子和昆虫、繁殖。决策不需要集体机制。
繁殖策略上的差异也同样重要。恐龙将资源投入后代的长期抚育和社会化(个体要在群体中占据自己的“小格子”,这是必需的),遵循的是K策略。哺乳动物则采取r策略,产生更多数量的后代,这些后代迅速获得独立。“文化连续性”的断裂——年长个体对幼体的教导——使恐龙后代变得无助,而哺乳动物的幼体对此的依赖则小得多。
复杂的社会系统需要发达的交流——声学的、视觉的、嗅觉的。在撞击后的黑暗、灰烬和寒冷条件下,交流渠道退化了。信号“协议”的失效可能引发大规模恐慌和奔逃;处于混乱状态的巨型动物能够在物理上摧毁自己的局部食物基础。
为了客观起见,必须指出:古生物学数据并不确认恐龙中普遍存在社会性——许多掠食性形态是独居的;若干哺乳动物同样表现出刚性等级制(狼、鼠)。此外,白垩纪—古近纪界线上的选择决定性因素,传统上被认为是体型和代谢率:大型生物需要大量且即时的食物流入,小型生物则需要不可比拟地更少的量。
“角色刚性固定”作为灭绝因素的假说,构成了对进化陷阱的实质性例证。恐龙通过创造复杂的社会系统,实现了对白垩纪条件的最优适应,然而高程度的组织性以对稳定性的依赖为前提。陨石不仅击中了生物圈,也击中了群体社会的“文化密码”。哺乳动物之所以部分幸存,是因为它们的社会性原始、灵活且机会主义:在一个全面瓦解的世界里,生存下来的不是最有组织的,而是要求最少的。因此,社会因素理应被视为加剧因素,而非主要原因。
所描述的规律在青铜时代崩溃(约公元前1200年)的分析中获得了近乎实验室级别的确证——如果将那个时代复杂的宫殿国家与较不 centralized 的社会的命运加以比较的话。
晚青铜时代的文明——迈锡尼希腊、赫梯王国、埃及新王国、米诺斯克里特、黎凡特的城邦——构成了高度中央集权的宫殿经济,具有以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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