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文章批评微软规模过大与反垄断执法失效

顶级来源： 无 --> 这就是让垄断者得以征服世界的那个诡异伎俩：反垄断法律界改了规则，使得一家公司是否形成了非法垄断变得无法证明，而这些规则又意味着垄断几乎从不受到挑战，即便出现了挑战通常也以失败告终，甚至成功的挑战也只带来毫无意义的“处罚”，垄断者毫发无损。

每一项政策都有三个重要维度：实质内容、适用范围和可执行性：

“适用范围”指的是政策在什么时候被适用。版权法制定之时，它所规范的关键活动都需要一堆昂贵的工业设备。每一本书都意味着印刷机，每一张唱片都意味着压片厂，每一部电影都意味着胶片复制实验室。这意味着，默认情况下，几乎唯一需要关心版权法说了什么的人就是产业参与者——那些按理说也请得起律师的公司。这对可执行性至关重要。

在发现侵权行为后，版权执法者还必须解决进一步的问题：某次展示、传输或复制是否属于“合理使用”。合理使用是一条“事实密集型”规则，裁决时需要大量证据和论证。几乎不可能一刀切地把某种特定使用判定为“合理”或“不合理”： https://pluralistic.net/2024/06/27/nuke-first/#ask-questions-never

尽管判定合理使用既复杂又昂贵，前数字时代的版权仍然相对可执行，因为合理使用问题本身相对罕见。大多数合理使用（例如为课堂使用复印书中的一部分）都低于权利人可检测的门槛，因此这些问题几乎从不会进入法庭。真正打到法庭的合理使用问题都是大而轰动的事件，比如能否从被奴役角色的视角重写一部著名的蓄奴制小说（可以！）：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_Wind_Done_Gone

有很多法律问题需要细致分析、事实调查和论证才能解决，这本身不一定是问题。把这些复杂、冗长的程序应用于偶尔才发生的事情上并无不可。以遗嘱认证为例：我们大多数人一辈子最多死一次，所以弄清楚我们死后财产如何处理会涉及一些法律上的复杂性，并不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事。

但随着媒体走向数字化，版权的适用范围急剧扩大。“制作或处理受版权保护作品的复制件”不再是一项暗示着复杂业务和法律专业资源的产业活动。数字计算机所做的一切就是制作和处理复制件，所以每当一个普通人点击鼠标，就会冒出几十个可能棘手的版权问题。更甚的是，这些问题涉及公共互联网，这把权利人可检测到（并可能寻求法律救济）的潜在侵权数量从几十个提升到了数百万个。

这些潜在侵权几乎全都属于合理使用，但合理使用是一条事实密集型的法理，适合解决大公司之间偶发的纠纷。合理使用极不适合解决几乎每个活人——包括小孩和其他几乎肯定得不到法律建议的人——每天都要遇到几百次的问题： https://locusmag.com/feature/cory-doctorow-a-new-deal-for-copyright/

版权就是这样崩掉的：新技术（数字计算机）从根本上扩大了它的适用范围，把每个人都征召进了版权的框架，去处理与媒体行业供应链毫无关系的日常活动。那个框架是为有律师可用的产业参与者制定的，其最重要的方面（合理使用）是一条事实密集型的法理，需要认真工作才能裁决，但如今每个人每天都要多次穿行其间。于是版权变得不可执行：你无法把一条事实密集型的法理应用于普通人进行的日常活动。如果你非要试，你会把每个人都变成罪犯。要培训足够的版权律师，在每个人每次使用计算机做可能侵犯版权的事情时为其提供建议，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回到反垄断：当“法律与经济学”运动中的亲垄断派着手阉割反垄断时，他们刻意引入了一组障碍，目的就是让竞争法无法执行。

首先，他们引入了一条“意图”标准：一家公司仅有垄断还不够，该公司还必须意图获取并维持这一垄断。如果你想确保一部法律得不到执行，这是一个绝妙的标准。毕竟，谁能知道别人心里想的是什么？随便问一个人类学家，他们都会告诉你：想知道某人通过其行为意图何为，唯一的办法就是问他本人，而且这还得建立在你相信他会如实回答的基础上：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ick_description#Clifford_Geertz

如果反垄断法只能由读心者和解决了主体间性问题的先进哲学家来执行，那么反垄断法就根本执行不了： https://en.wikipedia.org/wiki/Intersubjective_verifiability

但这还没完！反垄断的敌人还坚持另一个事实密集型问题：“市场界定”。他们提出了一个（看似常识的）观点：如果说一家公司拥有垄断，我们必须首先确定这家公司垄断的是什么东西。这听起来是显而易见的事，但实际上它是一种把无法解决的、令程序停摆的论点引入任何反垄断执法行动的手段。

（原文较长，此处译出前 6000 字，完整内容请点「打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