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英国外交官谈波兰当前政治危机

我曾于1994至1998年担任英国驻华沙大使馆的一等秘书。虽然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我个人认识许多身处当前危机核心的人物，比如Donald Tusk和Radek Sikorski。

1）关于波兰，首先要说的是，当前的危机不太可能演变为暴力，当然不会以持续的方式发展。会有大量的争吵、谩骂，以及大量提及那些晦涩的旧日恩怨和丑闻，但波兰不是乌克兰，甚至也不是法国，它会像往常一样勉强应付过去，以某种含糊的妥协撑过未来几年。

共产主义时期的最后一位主要领导人Jaruzelski将军，曾是我花园尽头那道边界栅栏另一侧的邻居。他监督实施了戒严，掌控着一个相当恶毒的秘密警察机构——但从历史的视角回望，引人注目的不是1980至1983年间对Solidarność动用了多少暴力镇压，而是用了多么少。大约120人被杀，数千人入狱，但对于一场引发了震撼世界的政治变革的革命来说，这已经是相当克制的了。

后来Wałęsa当政担任总统时，Jaruzelski曾相当公开地在华沙活动，早上他走过我的大门时，我会对他说“Dzień Dobry Panie Generale”。暴力在波兰政治中并非天性。

2）其次要理解的是，波兰政治分裂为右翼和民族主义右翼。左翼如今几乎无足轻重——温和社会民主主义的Nowa Lewica是Tusk执政联盟中的一个小伙伴，民调支持率约8%。这差不多就是唯一的“左翼”了。执政的公民联盟中的一些成员——比如外交部长Radek Sikorski——按英国标准来看非常偏右。Sikorski曾与Osborne和Johnson同在Bullingdon Club，在社会或经济政策上比这两人都略偏右。

反对派的民族主义右翼在社会议题上保守且笃信宗教：堕胎仍然是界定性的试金石议题，这与当前关于宪法法庭的争端直接相关。右翼与民族主义右翼之间没有显著的经济分歧，后者在福利支出等事务上或许略微更关注社会层面。

试图把这些分歧硬塞进经典的、与经济政策相关的左右政党对立框架，甚至塞进自由派对民粹主义的模型，都是极大的错误。波兰是自成一格的，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3）宪法法庭危机表面上是元层面的。它关乎宪法法庭的组成，而非法庭当前审理的任何案件。但它已成为波兰社会深层分裂的图腾。

波兰实行的是混合制度，既非总统制，也非议会民主制。立法创议权属于议会（Sejm）和由Sejm任命的总理。但总统拥有主动的否决权，并控制着重要的人事任命。

宪法法庭确保宪法得到恰当遵循，从而裁决总统、总理与Sejm之间的争端。法庭还确保宪法所载的公民权利得到尊重。它还——这是与英国的一大差异，英国没有这种司法权力——确保波兰立法与国际法及波兰的条约关系相兼容。

宪法法庭近期最重要的裁决自然是关于堕胎的，它在2020年取消了为大多数堕胎提供依据的健康相关豁免，从而限制了堕胎。波兰堕胎的历史对非波兰人来说又非常奇怪。我在1990年代中期在波兰时，它既拥有世界上最高的人均天主教弥撒出席率，又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高的人均堕胎率。这是一个复杂的话题，改日再谈。

4）像波兰惯常的那样，双方都完全不讲道理。目前波兰是PiS（民族主义右翼）的总统Nawrocki对阵右翼公民联盟的总理Tusk。宪法法庭长期存在的问题是，其成员必须由Sejm任命，但由总统宣誓就职。当双方都不准备妥协时——这是常见情况——就导致了一次又一次的僵局。

眼前的危机始于2026年10月30日，法官Anna Korwin-Piotrowska——由现任Sejm多数派选出但从未经Nawrocki宣誓就职——下令暂停法庭庭长Bogdan Święczkowski（PiS任命者）的职务，并宣布自己接管。Tusk的政府随后部署防暴警察保卫大楼以支持她的行动；Nawrocki放弃了前往塞内加尔的行程返回，PiS的支持者聚集在外。双方都指责对方发动政变。

冲突可追溯至2015年，但我所见过的每一篇传统媒体报道都对它的起因给出了错误的描述。

2015年，右翼公民平台政府——Tusk联盟的直接前身——自知即将失去权力。因此它试图向宪法法庭安插人手。它任命了五名新法官。其中三名的任期恰在公民平台下台前届满，但它还通过了一项法律，允许它提前任命另外两名任期将在即将上任的PiS政府期间届满的法官。公民平台 thus 试图任命五名新法官，以图限制即将上任的PiS的Sejm和总统职权的范围。

新的PiS政府立即试图取消全部五名新法官的任命，并任命自己的法官取而代之。这确实在法律上存疑。但事实上，这是对公民平台在卸任之际用其支持者填塞法庭这一极其不民主行为的反应——该行为虽然可能合法，却是令人愤慨的。

（原文较长，此处译出前 6000 字，完整内容请点「打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