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英国外交官谈波兰危机：不会走向暴力

1994至1998年间，我担任英国驻华沙大使馆的一等秘书。虽然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我个人认识许多身处当前危机核心的人物，比如Donald Tusk和Radek Sikorski。

关于波兰，首先要说的是，当前的危机不太可能演变为暴力，当然更不会持续升级。会有大量的争吵、互相指责，也会频频提及那些鲜为人知的旧日恩怨和丑闻，但波兰不是乌克兰，甚至也不是法国，它会像往常一样，以某种含糊的妥协糊弄过去，让我们熬过未来几年。

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是共产主义时期的最后一位主要领导人，他曾是我花园尽头那道边界栅栏另一侧的邻居。他主导了戒严，也掌管着一个相当凶残的秘密警察机构——但从历史的视角回望，引人注目的不是1980至1983年间对团结工会的暴力镇压有多严厉，而是它有多么克制。大约有120人丧生，数千人遭到监禁，但对于一场引发了震撼世界的政治变革的革命而言，这已经相当克制了。

后来瓦文萨当上了总统，雅鲁泽尔斯基在 Warsaw 出行相当公开，早上他走过我家大门时，我会对他说一声“Dzień Dobry Panie Generale”（将军先生，早上好）。暴力在波兰政治中并非常态。

其次需要理解的是，波兰政治分裂为右翼和民族主义右翼两派。左翼如今几乎无足轻重——温和社会民主主义的Nowa Lewica是Tusk执政联盟中的一个小伙伴，民调支持率约8%。这差不多就是唯一的“左翼”了。执政的公民联盟中的一些成员——比如外交部长Radek Sikorski——按英国的标准来看是非常右翼的。Sikorski曾与Osborne和Johnson同在Bullingdon Club，在社会或经济政策上比他们两人都偏右一些。

作为反对派的民族主义右翼在社会议题上保守且笃信宗教：堕胎仍然是界定立场的关键议题，这与当前关于宪法法庭的争端直接相关。右翼与民族主义右翼之间没有重大的经济分歧，后者在福利支出之类的事务上或许还稍微更关心社会一些。

试图把这种分裂硬塞进经典的、围绕经济政策的左右政党对立框架，甚至塞进自由派对民粹主义的模型，都是极大的错误。波兰是独一无二的，自成一体。

围绕宪法法庭的危机表面上看是“元层面”的。它关乎宪法法庭的组成，而非法庭当前审理的任何案件。但它已成为波兰社会深层分裂的图腾。

波兰实行的是混合制度，既非总统制，也非议会民主制。立法创议权属于议会（Sejm）和由Sejm任命的总理。但总统拥有主动的否决权，并掌控重要的人事任命。

宪法法庭确保宪法得到正确遵循，从而裁决总统、总理与Sejm之间的争端。法庭还确保宪法所载的公民权利得到尊重。它还——这一点与英国有重大不同，英国没有此类司法权力——确保波兰的立法符合国际法和波兰的条约关系。

宪法法庭近期最重要的裁决自然与堕胎有关，2020年它取消了为大多数堕胎提供依据的健康相关豁免，从而限制了堕胎。波兰堕胎的历史对非波兰人来说同样非常奇怪。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波兰时，它既拥有世界上最高的人均天主教教堂出席率，又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高的人均堕胎率。这是一个复杂的话题，留待他日再说。

一如波兰的常态，双方都完全不讲道理。目前波兰是PiS（民族主义右翼）的总统Nawrocki对阵右翼公民联盟的总理Tusk。宪法法庭长期存在的问题是，其成员必须由Sejm任命，但由总统宣誓就职。当双方都不愿妥协时——这种情况屡见不鲜——便导致了一个又一个僵局。

眼前的危机始于2026年10月30日，法官Anna Korwin-Piotrowska——由现Sejm多数派选出，但从未经Nawrocki宣誓就职——下令暂停法庭庭长Bogdan Święczkowski（PiS任命的人）的职务，并宣布由自己接管。Tusk的政府随后部署防暴警察守卫大楼以支持她的行动；Nawrocki放弃了前往塞内加尔的行程返回国内，PiS的支持者聚集在门外。双方都指责对方发动政变。

这场冲突可以追溯到2015年，但我所见过的每一篇传统媒体报道都对它的起因给出了错误的叙述。

2015年，右翼的公民纲领党政府——Tusk联盟的直接前身——自知即将失去权力。于是它试图向宪法法庭“填人”。它任命了五名新法官。其中三人的任期恰在公民纲领党下台前届满，但它还通过了一项法律，允许它提前任命另外两名任期将在即将上台的PiS政府期间届满的法官。公民纲领党 thus 试图任命五名新法官，以图限制即将上台的PiS的Sejm和总统的权力范围。

新上台的PiS政府立即试图取消全部五名新法官的任命，并任命自己的法官取而代之。这确实在法律上存疑。但事实上，这是对公民纲领党在下台之际用自己人填塞法庭这一极不民主行为的反应——该行为或许合法，却令人愤慨。

（原文较长，此处译出前 6000 字，完整内容请点「打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