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本新书探讨法国理论的兴衰与殖民根源

《法国人：或，我的理论生涯》艾米莉·伊金著 《南方学派：法国理论的殖民根源》奥努尔·埃尔多尔著

2005年，阿兰·巴迪欧提出，20世纪下半叶存在一个“法国哲学时刻”，堪与古典希腊和启蒙德国的巅峰相媲美。巴迪欧并非公正的观察者——他自称或许是那个时代的“最后一位代表”——但无人会认真质疑，“光辉三十年”催生了一场思想活动的熊熊烈火，其光芒辐射全球，不仅改变了学术研究，也重塑了更广泛的文化氛围。然而，共识到此为止。

这个“时刻”是否纯粹是、甚至主要是哲学的？它诞生于一位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从语言学中借来的框架，而由此产生的方法——“结构主义”——的核心目标之一，恰恰是推翻一场哲学运动：让-保罗·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而许多拥抱结构主义的领军思想家虽然和列维-斯特劳斯一样受过哲学训练，却也在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耕耘。罗兰·巴特关注大众文化与经典文学；路易·阿尔都塞致力于解读马克思；雅克·拉康研究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米歇尔·福柯则钻研历史，挖掘支撑医学、精神病学、监狱、性等一系列制度与实践的底层逻辑。与此同时，雅克·德里达的写作——用文学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的话说，他曾一度是“地球上最性感的哲学家”——与其说是对哲学的传统贡献，不如说是对其根本预设的彻底批判。“我从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哲学上的东西要说，”德里达在1991年如此反思——而他的追随者主要是文学批评家。

如此广泛的兴趣与立场，呼唤一个更宽泛的名目。正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考虑福柯究竟是哲学家还是历史学家的争论时所说：“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理论’这个词。我们不必做出抉择。”这个万能标签有助于抹平其他术语上的褶皱。“结构主义”是一个其据称的代表人物往往拒绝或已然超越的标签。福柯在《词与物》（1966）英文版中抱怨——该书是他对知识变迁条件的“考古学探究”——他无法说服“某些半吊子‘评论者’”的“狭隘头脑”，让他们相信他“没有使用任何结构分析所特有的方法、概念或关键术语”。巴特曾是结构主义模式（即符号学）中一位格外讲究的实践者，后来却发展为自由奔放的支脉或篡位者——“后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推崇“plaisir”与“jouissance”（一种近乎性的颤栗）的阅读体验。

“理论”还涵盖了一个极具弹性的思想者万神殿，最近出版的两本书即为明证。《纽约时报》编辑艾米莉·伊金在《法国人》中，以回忆录与通俗历史的轻快笔法，与柏林的史学家奥努尔·埃尔多尔在其更具学术性和倾向性的《南方学派》中，都为福柯、德里达和巴特留出了篇幅。除此之外，两人的关注点各有不同。伊金关注“美国的理论热潮”，写到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拉康、吉尔·德勒兹以及比利时出生的文学批评家保罗·德曼；而埃尔多尔探讨殖民经历对战后法国思想家的塑造性影响，呈现了另一组配角，包括皮埃尔·布迪厄、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和埃莱娜·西苏。

但最大的分歧——或者说异见的根源——在于这个时期是否构成了一个黄金时代：法国理论始终区别于其他思潮的特征之一，便是其接受情况的极端性。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获得国际声誉后，于70年代经历了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库塞所称的“无政府式扩张”。皈依者觉得它激进、创新，令人振奋，开辟了新的技术和研究领域；但马克思主义者如詹姆逊和伊格尔顿则更为怀疑。其他人则指控它虚华晦涩，将其斜体新造词和偶尔出现的准数学公式斥为对科学探究的拙劣模仿。理论是保守派哲学家论战时的首选靶子。罗杰·斯克鲁顿写到“一股沸腾的胡言乱语之潮”，将“消除理性论证的可能性”并“湮灭意义”。艾伦·布鲁姆在其畅销檄文《美国精神的封闭》（1987）中，指责法国理论家助长了“对理性的压制和对真理可能性的否认”。伊金和埃尔多尔叙述中的平反倾向表明，理论的声誉并未恢复。埃尔多尔写道，时至今日，法国理论家仍被指控为“‘假新闻’‘取消文化’‘觉醒主义’和‘身份政治’等破坏性社会现象的思想始作俑者”——这表明，在首批尸检报告出现二十多年后，历史记录仍然需要纠正。

（原文较长，此处译出前 6000 字，完整内容请点「打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