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unice与阿姨们：两种agentic AI范式的对比

制度化的AI与个人化的AI

把Eunice和阿姨们作为两种agentic AI范式的比较。

我不断回想起William Gibson的Jackpot系列小说，更具体地说是《Agency》，因为它们与AI（以及整个世界）的现状高度相关。

作为背景，《Agency》涉及多重现实。在正典现实中，我们身处一个反乌托邦的未来伦敦，技术进步已经与人类繁荣脱节。世界大部分人口已经消亡，但人类拥有先进的通信技术、纳米技术和AI。

通信技术如此先进，以至于未来可以与过去建立链接。一旦建立链接，过去的时间线就会分叉，变得独立于与之通信的未来。Gibson把这个分叉出来的现实称为stub。其中一个stub是另一个版本的2017年旧金山，《Agency》的大部分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在2017年的旧金山，我们遇到Eunice，一个明显具有自我意识和适应能力的AI agent。她非常像GPT-Live模型。她具备实时语音能力、多模态，并且能够通过tool calling生成并行的子agent。她有记忆，并表现出对用户的共情和关怀。我之前论证过，Eunice几乎已经到来了。

在未来伦敦，我们遇到另一种形式的AI，一位强大的执法人物Lowbeer不可或缺地使用着这些系统，她称这些系统为阿姨们。阿姨们是高度能干的AI系统，在Lowbeer的信息和制度网络中运行。然而，真正让我思考的是它们被称呼的方式，以及它们基本上不可见的存在。如果Gibson描述的不只是两种AI，而是AI、人类和制度之间两种根本不同的关系呢？

如果我们考虑Lowbeer的阿姨们，它们嵌入在一个权力已经高度集中的世界里。它们扩展了Lowbeer观察、理解和行动的能力；而且它们基本上是不可见的。相比之下，Eunice从Verity开始，一个在2017年旧金山测试AI产品的普通人。然而他们的关系演变成某种更有后果的东西。

阿姨们放大现有的agency，而Eunice似乎生成新的agency。她让一个普通人获得原本需要整个组织才能拥有的能力。区别不一定是这些系统有多智能或多自主，而是它们如何分配权力。

对我个人而言，以及对其他用前沿agentic AI构建产品的人来说，我们现在面临一个选择。这个选择与其说是关于智能或架构，不如说是关于所有权、权威和对齐。

我们应该选择阿姨模式：围绕一个现有组织构建一个复杂的智能层，给它访问制度知识、工具、权限和工作流的权限？它的能力部分来自它所嵌入的系统。

还是应该选择Eunice模式：从一个人开始，围绕他构建一个越来越持久、自主的智能？它学习他的上下文、协调资源、建立关系并代表他行动。

但也许这两种模式并不互斥。一个agent可以拥有Eunice的人格和阿姨的制度忠诚。它可以表现得非常个人化，同时完全在别人拥有和控制的基础设施内运行。

还有依赖的问题。像Eunice这样的AI可以大幅扩展一个人的agency，但随着它的能力变得不可或缺，那个人可能会越来越依赖它。让我们变得更有能力的技术，也可能让我们更不独立，尤其是如果我们不控制它的话。

我们可能已经在构建阿姨们的智能，同时向往Eunice的agency。理解、记忆、推理和操作工具所需的技术越来越可识别。更难的问题是决定谁授予agent权威、它代表谁的利益，以及最终谁控制它。

一个AI agent可能非常了解你，记住多年的对话，预测你的需求，并代表你独立行动。但如果你的雇主拥有基础设施、控制其权限、并且可以关掉它，它从根本上来说是员工的Eunice，还是公司的阿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