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anesh撰文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辩护:错的观念也有价值
来源标题:Some of the best ideas are wrong
《金融时报》专栏作者Janan Ganesh撰文指出,有缺陷的理论有时能产生有用的洞见,并以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为例。他认为福山1989年对自由最终胜利的判断虽然错误,但这一论点引导了数十年的辩论,也可能带来了实际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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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tt Sumner 2026年10月5日 79 55 3 分享 今天的文章由我的赞助商Mechanize呈现。他们正在招聘初级软件工程师,基本年薪30万美元。立即申请! Janan Ganesh最近在《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致敬伟大的错误观念》的文章,其中提出有缺陷的模型偶尔也能产生有用的洞见。Ganesh认为,启蒙运动关于“白板”的概念推动了自由主义的兴起,马尔萨斯陷阱促成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而弗洛伊德心理学则推动了绘画和文学领域的创新。 但Ganesh这篇文章的主要焦点是Francis Fukuyama: 这个书名对作者本人来说好得过了头。《历史的终结》:它有一种定论般的意味,因而曲解了随后数百页中更为微妙的论点。 即将出版回忆录的Francis Fukuyama,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为他辩护。即便他1989年前后假定自由将取得最终胜利是错误的,他的错误也是有用的。他的论点塑造并引导了数十年的讨论。在边缘层面,它或许还带来了现实世界中的益处。他无意中助长的自由主义傲慢时代,很可能裹挟了一些本不具备自由主义本能的人:比如说,那些原本可能反对欧盟或北约东扩的人。人们总是追随强者。他告诉他们哪一方是强者,无论准确与否。 认为Fukuyama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对的,这种观点如今在知识分子中如此流行,以至于它可能已经算不上逆向观点了——类似于“马基雅维利其实没那么马基雅维利”如今已成为常识。嘲讽Fukuyama已成为智力“中游”的标志。 以下是Ezra Klein讨论《历史的终结》时所说的话: 我的看法是,在政治类书籍中,很少有哪本书能像它那样深刻,或对理解自由民主制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像Donald Trump这样的人物不断崛起、以及为什么反对他们的力量常常显得如此苍白无力且缺乏感召力如此重要。 我认为这本书需要洗清一项它并未真正犯下的罪过,因为它对我们当下有话要说。 讽刺的是,Fukuyama确实在书中提到了Trump: 实际上,我在最初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就提到了Donald Trump,我当时说,生活在资本主义民主制中的一大优势是,它为megalothymia——即渴望被承认比别人更优越——在经济中提供了一个出口。你可以变得非常非常富有,这会泄掉一些否则可能投入政治的野心和精力。我万万没想到,三十多年后,这对Donald Trump来说竟然不够。所以,这并不能保证你不会因为那种过度膨胀的野心而导致民主政治失稳。 Matt Yglesias举出了另一个例子,说明一本书尽管核心论点错误,却依然重要: 对于一个母语并非该语言的奥地利人80年前写的书来说,Friedrich von Hayek 1944年的《通往奴役之路》令人难以置信地引人入胜且平易近人。它几乎每一页都迸发着洞见——我不断疯狂地划出那些让我联想到当代争议和现象的段落,这样我就能为未来关于从反垄断政策到Waymo再到医疗保健的各种文章准备好引语和论点。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本书确实很好,我也强烈推荐给任何关心自由主义在这些动荡时期未来的人,但它表面上的核心论点似乎也完全错了。 我想再提名一个例子。在我看来,Milton Friedman和Anna Schwartz的《美国货币史》是有史以来关于货币政策最伟大的著作,尽管它在重要意义上其核心论点是错误的。 Friedman和Schwartz认为,紧缩性的美联储政策是导致大萧条的主要原因。最近,包括Barry Eichengreen、Peter Temin、Ben Bernanke、David Glasner和Clark Johnson在内的经济史学家提出,这一说法忽视了国际金本位制的关键作用。我自己的作品(《迈达斯悖论》)也属于这一修正主义阵营。 那么,如果Friedman和Schwartz的《货币史》的核心论点至少部分错误,为什么它仍然是一部如此伟大的著作?我要指出两个原因: 在大多数人都认为大萧条显示了资本主义内在不稳定性的时候,Friedman和Schwartz表明,真正的问题在于紧缩性货币政策。他们错在在我们仍处于国际金本位制之时,过分强调了美联储政策的具体作用,但广义界定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才是大萧条的起因。 他们研究的政策含义在该书出版仅5年后(1963年)就变得重要得多,因为1968年我们过渡到了100%的法币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央行确实有能力也有责任稳定名义支出。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走在了时代前面。 现在我想论证,NGDP目标制是另一个有用但错误的观念。过去我曾论证,虽然NGDP目标制并非精确最优,但它是名义工资目标制的一个有用代理指标。我还曾论证,在非工资收入高度波动的国家,如科威特等主要大宗商品生产国,NGDP目标制可能并不合适。即便如此,我曾表示,对于像美国这样的经济体,NGDP目标制与理论上更优的方法(如工资目标制)之间差别不大。 那么,我为什么倡导NGDP水平目标制?也许是因为我无法把“ aggregate nominal labor compensation targeting”塞进我的车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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