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在朋友妻子去世后提出冷冻永生，妻子建议改克隆

一位朋友的妻子因一种侵袭性极强的癌症过早离世，留下丈夫和年幼的女儿。之后，我和丈夫去我们最爱的那家犹太熟食店吃晚饭，消化我们的情绪。坐在我们常坐的那个栗色卡座上，丈夫突然说：“有件事我需要跟你谈谈。”

他看起来很严肃，像是在准备求婚，可我们已经结婚了。“我最近在研究人体冷冻技术，”他说，“我希望你认真考虑一下。”

我琢磨着该怎么回应才适合在餐馆里说，目光落在柜台对面的熟食冷柜上，一排排熏鱼和腌鱼用冰冷发亮的眼睛望着我。“我觉得人体冷冻在技术上恐怕不符合犹太洁食规矩，”我终于开口，“再说，如果我在生命尽头被冷冻起来，醒来时反正还是老的。不如我们约定互相克隆对方？那可是成熟得多的技术。我们甚至可以克隆很多个，附带指示，让他们多年后去跟进那些克隆体，看看他们的性格和人生轨迹跟我们相比如何。”

丈夫使劲摇头。“他们不会拥有我们的记忆、我们的爱情故事。我不在乎你醒来时多大年纪，跟你共度一生就是不够，”他说着，在桌子对面抓住我的手，“答应我你会认真考虑？”

一年后，我发现自己真的在认真考虑这件事——在奥克兰一家医院的地下室里，而我丈夫躺在太平间，三十多岁，死于一场毫无征兆的心脏病发作。

“我知道这很突然，”殡仪馆负责人对我说，“但关于他最后的遗愿，你有什么想法吗？”

所以我们的选择只有土葬或火化。且不说人体冷冻在具体操作上的不可能性，这两个选项甚至都满足不了我丈夫最后遗愿的精神。他想和我待在一起。不是隐喻意义上的，而是物理上、字面意义上的。两个选项都令人难以接受。前一刻，他和我还被视为“一体”，下一刻他的身体就被当成垃圾处理，被烧掉或埋掉——像一个需要尽快处置掉的危险品。

“有没有第三种选择？”我问，“把他留在我身边，但不火化？”

“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殡仪馆负责人回答。

现代丧葬的根本虚伪正在于此：在公共生活的一切领域，我们都必须表现得仿佛不存在永恒的灵魂，因为我们是开明的科学之子。我们必须只相信可观察、可测量之物：基因、细菌和货币。然后突然间，当所爱之人只剩下肉体时，社会习俗和法律强制要求我们立刻把世界观颠倒过来，接受“他已经不在了”“他已经走了”这类陈词滥调。我们所爱之人的物质形体，从“他们是谁”的本质真相，被降格为一个一次性容器、一个空易拉罐。

换句话说，人人都自称是开明的现代唯物主义者，直到你告诉殡仪馆负责人你想留下丈夫的一块骨头。他说他会研究一下再回我电话。

我和丈夫曾彼此许下终身承诺，一起生活，计划共同生育孩子，可他一死，他的身体就立刻被太平间接管，然后是验尸官办公室，再然后是殡仪馆。那天早上我们醒来时，在上帝面前还是一个整体；几个不幸的钟头之后，一大群陌生人和规章制度就横亘在我们之间。我拨打911、让急救人员把我丈夫送往医院时，并没有意识到我正在永远放弃对他的权利。

当然，出于公共卫生和法医方面的原因，人类遗骸必须受到某个公共机构的监管。但我始料未及的是，人们及其家属在决定自己身体最终归宿方面拥有的权利竟如此之少。处理一具没有知觉的人类遗体，看似有很多方式，但殡仪馆负责人最终告诉我，只有两种：处置或捐献。

如果你像我一样，表示希望留下所爱之人的某一部分，你可能会被鼓励选择火化，我也确实被这样建议了。我当时不知道的是，火化后拿到的骨灰在生物学上完全无法区分：在加热到华氏1400至1800度之间然后粉碎之后，所有DNA以及一切让你所爱之人独一无二的东西都已被摧毁。

火化遗骸如此惰性、如此均质，唯一能区分它们的办法就是有记录的保管链流程——也就是文书。科学家已成功对约200万年前的DNA完成测序，这意味着，你辨认出不同的上新世生物、或破解5000年前的冰人奥茨谋杀案的概率，都比在出现行政失误时找回你所爱之人的骨灰的概率要大。

如果你不愿永久摧毁所爱之人身体上每一个独特之处，你可能会选择土葬。但即便如此，你的选择也有限。为了尊重丈夫希望我们身体尽可能靠近的遗愿，我咨询了共用棺材的事。对于两个曾许诺永恒未来的人，这总不算过分要求吧？显然算。正如殡仪馆负责人告诉我的，起掘坟墓的后勤难度使得两个人共用一口棺材合葬基本上不可能，除非他们同时去世。

（原文较长，此处译出前 6000 字，完整内容请点「打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