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显示美国约半数成年人已使用聊天机器人，AI普及速度超过互联网

尽管围绕数据中心和Flock摄像头的抗议此起彼伏，人们在求职面试中恶搞机器人的视频疯传，对AI垃圾内容的厌烦情绪蔓延，对科技CEO右倾立场的愤怒不断发酵，AI仍在持续扩张。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约半数美国成年人使用过聊天机器人，约四分之一的人每天使用。从多项指标来看，公众接受AI的速度比当年接受家用电脑或互联网还要快。我在个人生活中也越来越多地感受到这一点：视频通话时，我注意到共享屏幕的菜单栏里出现了Claude应用。Instagram上一条推送我使用Meta AI助手的广告，还暴露了我哪些朋友已经开始用了（这事甚至可能不属实）。

不过，许多正在使用AI的人对它感情复杂。皮尤指出，在他们调查的聊天机器人用户中，40%认为AI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将大于正面影响；盖洛普2026年对1500多名14至29岁年轻人的调查也得出类似结论。我交谈过的那些使用AI的人，似乎没有谁特别喜欢它，但他们都接受了。在某些情况下，这是最不坏的选择——向聊天机器人提问比搜索更方便，尤其是搜索引擎已经“恶化”到无法使用的地步。在另一些情况下，这项技术似乎就是不可避免的。文章、分析人士和高管都在坚称这就是未来。那还不如跟上潮流。

这是一个熟悉的故事。新技术在极短时间内从新奇事物变成必需品，即便这项技术所承诺的未来并不像营销宣传中那般乌托邦，人们仍会继续采用。十八年前，只有早期采用者拥有智能手机；然后突然间人人都有了，我们用它们来流媒体播放、保持联系、随时随地打发无聊。

很多人似乎后悔接受了这一切。你能从限制屏幕时长的努力中看到，从对实体媒介周而复始的怀旧浪潮中看到。甚至在这篇文章的前几段里就能看到——“slop”、“enshittification”、“brainrot”这类词已经进入日常用语。我们创造并重新定义了词汇，来描述一个我们未曾想象、似乎也并不想要的未来。

但尽管我们现在或许有了描述问题的简写，解决问题需要更多东西；怀旧和愤怒能起的作用有限。那些容易采用的设备、应用和工具，很难放弃，尤其当世界越来越围绕它们运转。短短几年间，智能手机取代了从现金到车钥匙的一切。许多工作场所假定员工随时随地都能查收邮件，并会在个人设备上安装生产力应用（我有一个文件夹，里面装着Airtable、Asana、Slack、Teams、Zoom以及其他我想删掉的应用）。新的配件和订阅层出不穷，不断从我们的手机中榨取功能和耐用性——无线耳机、手机壳、备用电池、云存储。尽管我们可能梦想没有智能手机的生活，但许多人最多只能删掉几个应用，或者用Brick（又一款配件）来限制使用。

看看你所在的社区，就能看到这种模式如何与其他便利设施一同上演：满街的Amazon货车、DoorDash自行车和Uber；用来追踪快递被盗的门铃摄像头；人行道上被遗弃的电动滑板车；为私家车而非行人建造的城市。

很容易想象AI走上类似的道路——起初满足一些简单的便利需求，然后取代替代方案，以我们尚无法想象、可能也并不想要的方式融入我们的生活，但我们接受了，因为这看起来就是技术的自然路径。

当然，新技术有其优势，但随着弊端愈发明显，这些优势会逐渐消退。在个人层面，有进步停滞带来的挫败感：每次手机升级似乎功能更少，却要花更多钱；网约车、流媒体和配送费用不断攀升，服务却没有变得更好或更可靠；数据泄露几乎天天上头条；诈骗信息塞满我们的邮箱应用、私信以及所有其他收件箱。也很难忽视这种便利带来的公共后果：为开采电池和其他组件所需的矿物而对工人和地球的剥削，以及将这些组件装入新设备所需的劳动；关于克扣工资、算法歧视以及司机辛苦到不得不在瓶子里小便的指控；零工经济所建立并延续的K型经济。

这使得我们更有必要以怀疑的态度对待任何“提升便利性”的提议，带着一种从落空承诺和糟糕设计中习得的疑虑。没有哪项技术是真正不可避免的，无论我们感受到来自同辈和坚称“这就是未来”的企业喧嚣的多大压力。

如何识别虚假的便利

那么，我们如何避免把这些虚假的便利迎入生活？首先要认清它们的本质。1987年，温德尔·贝里在《Harper's》杂志上发表《我为什么不买电脑》一文，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在这篇短文中，贝里解释了标题背后的理由。电脑能更快地完成他的工作，但速度并非他所关心的。他也知道电脑昂贵且会让人孤立（贝里的妻子与他一起打字誊写手稿）。他在文章结尾列出了一份采用新工具的标准，其中包括：新工具应比它所取代的东西更便宜，应可维修，且能在本地商店买到。他在清单最后写道，新工具“不应取代或破坏任何已经存在的好的事物”。

（原文较长，此处译出前 6000 字，完整内容请点「打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