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埃尔诺：仍觉得自己是局外人

在账户的“稍后保存”栏目中找到这篇报道。 摄影：Bettina Pittaluga 摄影：Bettina Pittaluga 安妮·埃尔诺总让人觉得既超前于她的时代，又完全与时代同步。她写了二十多本极其个人化的书，其中包括对60年代初那次当时属非法的堕胎的扣人心弦的叙述。2022年，她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女性，而就在几个月前，美国的罗诉韦德案被推翻。几十年来，埃尔诺通过细致观察父母的生活来审视阶级羞耻，记录下吞噬一切的浪漫痴迷，也誊写过巴黎郊区超市和火车上转瞬即逝的相遇。她1983年出版的《一个男人的位置》发明了后来成为她标志性风格的形式：对个人历史进行挖掘，不煽情，不修饰，力求同时捕捉所忆时刻的现实和回忆发生的那一刻。2008年的《悠悠岁月》——其英译本后来入围2019年曼布克国际奖——她又开创了另一种新风格，用复调回忆录书写她所属的战后一代，既个人又集体。《一个女孩的故事》（2016年）则是在“Me Too”运动之前，对她18岁时创伤性的首次性经历、以及曾经的女孩与后来成为叙述者的自己之间不可逾越的距离的清算。《写作，另一种生活》收录了她的书信、访谈、此前未发表的日记，以及关于其文学和政治贡献的文章，英文版现已出版。 86岁的埃尔诺用法语告诉我，她仍然“有很多东西要写”。熟悉埃尔诺的人——她既是活动人士，也是前教师——对她一直密切关注学生抗议运动不会感到意外。我们在10月通了电话，当时学生们对教育投入不足感到不满，与工会和农村民粹主义工人运动“黄马甲”联合起来，举行了基本和平的示威，反对政府紧缩政策。但在骚乱给法国各地的商铺和街区造成破坏后，政府以镇压和宵禁回应。“他们在践踏我们的抗议权利，”埃尔诺说。在她位于巴黎郊区塞尔吉的家中，她谈到了警方对这场运动的应对、吉赛尔·佩利科案之后“Me Too”运动的状况、距离一场高风险总统选举还有六个月时她的希望与恐惧，以及为什么她把每一本书都当作最后一本来写。 你认为国家现在欠学生什么？ 首先，必须倾听他们。政府对年轻人中发生的事情毫无意识，也毫不掌握。这种情况多年来一直如此，但在马克龙总统任内态度变得更加明显。农民只要稍有动作，就立刻被请到爱丽舍宫。从经济上讲，农民举足轻重，而年轻人在经济中似乎无足轻重，至少表面上是这样。马克龙总统花了一个多月才终于会见参与运动的学生。这令人极其痛心。有一句口号你也许听过：“Bismillah，一片黑暗。”这确实概括了当前的局势。这些高中生展现出的所有欢乐和成熟都被抹去了。这给人一种印象：一个只关心富人、完全不关心其生力军的老龄化国家。我可能听起来很愤怒，但我主要是担忧和悲伤。 工会和黄马甲现在也加入了街头学生的行列。看到工人阶级和年轻人并肩而立，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认为这是你能期望的一切，也是1968年学生抗议期间未能发生的事情，当时工人一边，学生一边。那时绝大多数学生出身资产阶级，而今天我们面对的是非常不同的一代人，有着多元的出身。因此我们可以期望，劳动者和面对未来巨大不确定性的在校年轻人，其利益能够真正汇合。 警方对抗议的应对有时相当暴力。 我注意到的主要一点是，内心深处，我对他们的应对并不感到惊讶。我问自己怎么会这样想，毕竟1986年马利克·乌塞金被警察殴打致死后，警察暴力曾受到彻底谴责。然而它已经成了家常便饭。警察队伍已被极右翼国民联盟党大量渗透。这些人怀有种族主义观点，对人类的苦难几乎毫不关心。但尤其令人震惊的是，暴力针对的是非常年轻的人。你不能排除会有骚乱者[casseurs]，这个词真妙，因为这些人也是人。他们是谁？这是没人问的问题。他们被当作某种神秘的暴力团体，偷东西、砸东西。然而在10月17日骚乱之后，我们看到其中自然有失业者，也有生活在边缘的人。但他们都属于同一个国家。人们应该追问这一点，但没有。只有镇压、镇压、镇压。这是滑坡。你不能再谈论民主国家了。没有民主。我相信世界其他地方、欧洲，甚至美国，都感到愤慨和震惊。这种残暴程度——我甚至要说——是法西斯手段。 你长期以来是一位政治上活跃的作家。你视自己的行动主义为选择还是责任？诺贝尔奖之后这有变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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